鼓吹暴力只能使达赖集团加快覆灭

今年以来，有的省藏区个别地方发生几起自焚和打砸抢事件。达赖集团再度兴奋起来，极力渲染藏区“局势紧张”，先是2月8日发动“全球烛光夜活动”进行“声援”；继而威胁全体藏人“不过藏历新年”，更游说西方国家派“真相观察团”到藏区“调查”。随着3月到来，达赖集团照例开始鼓吹新一轮“西藏人民起义”，期盼藏区“将出现更多流血事件”。虽然这一系列举动并没有什么新意，境内外响应者寥寥，但其中显露达赖集团分裂主义更趋于极端和暴力，却值得人们关注和警惕。
　　鼓吹“自焚”凸显“藏独”焦虑
　　达赖集团煽动策划自焚由来已久。2001年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破获一起达赖集团派遣人员在西藏自焚未遂案，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详细讲述了青海籍某僧人非法出境后，达赖集团“安全部”、“三区联合会”诱骗、策划、组织其进行“自焚”的全过程。达赖集团避之唯恐不及，其“新闻和国际关系部”马上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称“整个西藏运动的信誉是以达赖喇嘛所倡导的非暴力原则为基础的。派人到西藏去自焚是违背藏传佛教教义的。佛教认为，杀生尤其是自杀是一种非常不好的行为。”声明还进一步“表白”说，1998年曾有一位藏人在新德里自焚，“达赖喇嘛强烈反对这种行为，并敦促所有藏人在将来都不要采取这种行为。”
　　然而十年后的2011年藏区个别地方再次发生自焚事件，达赖及其集团的公开态度完全改变。达赖不仅不表示反对，而且亲自举行“特殊法会”并领头绝食一天，以表示对自焚事件的声援。“流亡政府”和各“藏独”组织头目纷纷发表声明，将自焚者称为“民族英雄”，称自焚是“积累功德”，自焚者“将转世为活佛”。近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举行会议，称“为独立大局牺牲自我是佛法最提倡的教义”。阿坝县格尔登寺多次发生自焚事件，其外逃的格尔登活佛去年11月11日在美国对媒体宣称，“选择自焚手段是佛教提倡的利他精神”。境外“格尔登寺新闻联络小组”在接受采访时妄称，“自焚浪潮已经不可能回头”，叫嚣“流亡藏人要保证自焚者的牺牲不会白费”。
　　笔者早就指出，达赖为了实现其“西藏独立”的目标，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就是暴力与“非暴力”两手交替使用。现在达赖集团从10年前躲避催生暴力的责任，转为公开号召使用暴力，不惜把藏传佛教变成“自焚教”，不是说明他的力量增强了，而是说明他的“非暴力”一手失灵，不得不重新公开乞灵于暴力。
　　“藏独”为煽动造势不择手段
　　2月4日，达赖集团挪威“西藏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多家境外媒体有鼻子有眼地报道：“四川甘孜色达县普吾乡雪桑村60岁的藏人擦才次仁、本旭村30岁的藏人嘉日，以及另外一名藏人自焚，1死2重伤。”随后2月6日，达赖集团“新闻与国际关系部”专门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事件表示痛心”，宣称“要利用国际舞台将境内自焚示威藏人的诉求传达给世人”。2月7日，达赖集团的重要“喉舌”以《泪!色达县3位藏人3日自焚》的煽情标题在网上对此大加炒作，并称此消息“得到境内藏人证实”。然而到2月16日，达赖集团媒体却在人们追究下不得不灰灰溜溜地小声承认，此事件“至今无法确认”，只是个“传闻”。而那位“喉舌”还唯恐读者不乐，自己盘问自己：“这3位色达藏人在2月3日那天，究竟是以身自焚了，还是准备以身自焚呢？”这个大大的问号正好暴露了造谣者唯恐天下不乱的真实心态和丑恶嘴脸，也提醒一切善良的人们，不要指望达赖一伙多少会有几句真话。

西藏发生自焚事件

在过去一周内在中国西藏自治区7名藏族人自焚引起地区尤其是西方世界政界人士的抗议。据说，这些自焚的藏族人是为了抗议中国政府对该地区的统治。

就此，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人权组织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称7名藏族人为抗议所谓的中国政府对西藏的高压统治而自焚。这不是第一次藏族人为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而采取自焚的方式。

藏族人采取自焚的方式是对是错暂且不谈。实际上，中国不会关注这样的举措，也不打算对此类举措从自己的立场上做出让步。其原因也非常清楚，中国自1949年解放西藏以来至今一直花费巨资巩固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毫无疑问，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中国政府对西藏进行了严厉镇压，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被迫逃离西藏。历史经验表明，当中国国家利益和主权面临威胁时，中国将会坚定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权。也许许多藏族居民要求达赖喇嘛返回西藏是合情合理的，而中国政府表示，只要达赖喇嘛承认中国的主权，并中断与部分西方国家的关系，结束其以宗教的名义四处访问从事政治活动，谈判的大门对他一直是敞开的。

在此情况下，达赖喇嘛继续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与此同时，达赖喇嘛称，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只致力于实现西藏高度自治，不会致力于分裂中国。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这一言论有自己的说法。达赖喇嘛虽然是西藏流亡精神领袖，但他提到了人民进行改革的权力。中国政府指责达赖喇嘛是一名政治活动人士，致力于寻求国际对西藏的承认。因此中国政府指控达赖喇嘛在藏族人中煽动分裂主义思想，鼓动他们对中国政府发动叛乱，致力于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看来，达赖喇嘛被敌对观点所俘虏，尤其是当西方机构和个人给他提供帮助时，他便利用这些机会打击中国。

无论如何，显而易见，藏族人以任何目的进行自焚都不会对中国政府对西藏所持立场产生影响，因为中国在经济领域变得越来越强，而西方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弱，甚至支持达赖喇嘛的西方国家和机构在中国面前越来越变得脆弱，因为西方官员支持达赖喇嘛将意味着失去他们在中国的巨大利益。萨科齐和默克尔就是前车之鉴。

西藏人大主任：望欧洲议会在涉藏问题上不为杂音所扰

 

新华网布鲁塞尔5月15日电（记者孙闻　王聪）正在布鲁塞尔访问的全国人大西藏代表团15日与欧洲议会副议长帕帕斯塔姆卡罗斯、比利时外交部秘书长阿顿、欧洲议会“西藏小组”副主席利希滕伯格等进行了座谈。

代表团团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在座谈中应询介绍了西藏生态保护、农牧民安居工程、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

向巴平措说，在中央政府的特殊关怀下，在自治区各族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当前西藏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正在从持续稳定向长治久安发展的良性轨道上平稳前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均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

针对外方关注的西藏生态环境和牧民的传统游牧生活方式，向巴平措说，西藏是地球第三极，被视作亚洲水塔和地区生态调节器，保护好西藏的生态环境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明确提出要保护好西藏的碧水蓝天，在“十一五”期间累计投资102亿元人民币用于西藏的生态保护，“十二五”期间还会加大投入力度。根据西藏的自然环境特点，自治区政府因地制宜，大力实施退耕还林、有序禁牧、大江大河保护等措施，全力保护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

向巴平措指出，当前西藏生态保护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草畜矛盾，由于不少牧民抱有牲畜越多越富有的传统观念，使得西藏的牲畜出栏率低，给草场带来较大压力。针对这种情况，自治区政府推出牛羊出栏补贴等措施，努力使牧区牲畜存栏量不超过草场载畜能力，实现草畜平衡。

在谈到西藏农牧区实行的安居工程时，向巴平措说，安居工程是根据广大农牧民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的关怀、兄弟省份的支援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实施的。到今年年底，西藏农牧区的民居将全部实现重建和改扩建，广大农牧民的居住条件将大为改观，这是前所未有的成就。各级政府对西藏安居工程累计投入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安居工程遵循自愿、便民、保持地区和民族特色三项基本原则，其中90％以上是在原址新建、改建或扩建。对广大牧区群众而言，安居工程照顾了牧民家庭中老人和孩子就医、上学的便利，减少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游牧的后顾之忧，既是安居工程，又是安心工程。关心西藏的朋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安居工程会改变西藏广大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说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在西藏会一直持续下去。

帕帕斯塔姆卡罗斯在座谈时首先代表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对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欧洲议会历来重视发展对华关系，致力于通过加强与中国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的交流沟通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

帕帕斯塔姆卡罗斯和利希滕伯格均表示，通过与向巴平措等代表团成员的坦诚交流和深入沟通，增加了他们对西藏的了解，凝聚了共识，增加了互信。他们将向舒尔茨议长和议员们介绍此次交流的共识与成果，推动欧洲议会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西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

向巴平措说，涉藏问题关乎中国核心利益，希望欧洲议会在这个问题上不为杂音所干扰，不为偏见所左右，秉持公正立场，独立分析，客观判断，以建设性眼光看待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

阿顿在座谈时代表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雷恩代尔对代表团来访表示欢迎。他说，比利时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西藏独立”，反对任何鼓动、纵容僧侣“自焚”的言行。

向巴平措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并对比利时国际助残组织、大骨节病基金会、达米恩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多年来为促进西藏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所作努力表示感谢。

当天，代表团还与比利时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就他们关心的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与比利时华侨华人和华文媒体代表进行了座谈。

在解放农奴问题上的两种声音

3月28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就要来到了。这是西藏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50余年来，西藏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西藏传统文化也在继承和发扬中获得新生，而这些成就是解放了的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高度的智慧、激情和卓越的奉献创造的。 解放农奴的运动，在世界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他的历程充满了悲壮和牺牲。反动势力从来没有忘记对农奴及其解放农奴与追求种族平等倡导者的绞杀。1865年4月16日，领导美国黑奴解放运动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遇刺身亡，一百年后的1968年4月4日，追求种族平等的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遇刺。1966年11月9日，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把每年3月21日定为“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 现代社会，种族歧视是对人类尊严的凌辱，受到了国际舆论和国际组织的谴责。1973年11月30日，联合国通过《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再次明确宣布,凡犯有种族隔离行为的组织、机构或个人，即为犯罪，应负国际罪责。在一些国家，种族歧视已经作为一项罪行写进法律条文，可以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种族歧视必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幸的是，当今世界，面对解放农奴和种族歧视，仍然长期存在着两种声音，两个标准。对解放西藏百万农奴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与态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据《国际先驱导报》2008年4月16日《德国老医生放映反映西藏农奴制影片讲述西藏史》一文报道，德国老医生在放映完电影后，观众曾有过激烈的讨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藏现状就是不好，他们希望西藏人从早到晚就拜菩萨，而不要经济发展。这真是一种奇谈怪论。 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步入了现代化，享受了现代文明的成果。然而却总有那么一些人偏偏打着“保护文化特色”的名号，要求西藏保持民主改革前的状态，其实是剥夺了西藏人民积极争取进入现代社会的权利，实质上也是不同文明与不同种族间的歧视。著名学者金灿荣教授曾向笔者指出：“这种想法完全是西方霸权的一种表现。西藏人民完全有自主发展社会经济以及发扬自身文化的权利，而不是还住在帐篷里做供西方‘参观’的‘文化展览馆’。” 多年来，西方一些势力抱着冷战思维，用敌对的眼光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不绝于耳。一些仇视中国改革开放举措的海外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地妄图颠覆中国的人民政权。被中国西藏各族人民推翻和唾弃的达赖及其集团也不甘落后，频频向其西方主子示好，不断抛出“西藏文化灭绝论”、“西藏环境破坏轮”等论调，与他的伙伴们遥相呼应，诋毁和抹煞西藏的历史性进步。 1959年前的西藏，是以达赖为代表的三大领主的乐园，百万农奴的地狱。西藏的一首民歌这样唱：“山上有没主的野兽，山下没有没主的人。”为什么农牧奴不能离开土地？现代人类学家梅尔文·C·戈尔茨坦、辛西娅·M·比尔通过实地研究，在他们的《今日西藏牧民－－美国人眼中的西藏》一文中指出：“西藏的制度通过把劳动力配置在这些领地上使领主大获其便……从本质上看，给予领主的领地与中世纪欧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时代的采邑非常相似”。这就把旧西藏的社会性质确定得十分准确了。 至于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和进步，全世界有识之士对今日西藏的见闻与评价，已经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了。那些攻击污蔑之词，世上善良的人们是会分辨清楚的。 19世纪发生在美国的黑奴解放运动和俄罗斯的农奴解放运动早已载入史册，作为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典范被后世津津乐道。可以肯定，1959年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农奴解放运动也必将彪炳史册，而达赖集团的逆流之举必将受到历史的嘲笑。

西藏举行各族各界纪念百万农奴解放53周年座谈会

西藏举行各族各界纪念百万农奴解放53周年座谈会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白玛赤林出席并讲话   摄影：王昕秀 3月28日，西藏各族各界人士共聚一堂，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3周年。 座谈会上，与会人士结合自己的经历揭露了旧西藏的黑暗残酷和腐朽没落，歌颂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成就，赞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无比优越，表达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创更加美好明天的信心和决心。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主席白玛赤林出席并讲话。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党委政法委书记郝鹏主持。 白玛赤林说，53年前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以此为标志，在西藏高原吹响了迅速平息达赖集团全面武装叛乱、实行民主改革的战斗号角，党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开启了西藏与全国一道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西藏历史翻开了繁荣发展进步的新篇章。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才会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但是，达赖集团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图谋，不断组织策划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千方百计阻挠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步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达赖集团如何处心积虑地进行渗透破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历史进程不会改变，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不会改变。 各族各界人士参加座谈会　摄影：王昕秀 白玛赤林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民生事业实现全面进步，政治权力得到有效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保护，生态环境持续良好，谱写了辉煌篇章。以庆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为标志，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西藏各族各界人士铭记历史、珍惜现在、开创未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始终坚持反对分裂，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力量，同心同德，为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座谈会上，学生代表、西藏大学文学院米玛次仁，翻身农奴后代代表、拉萨市城关区八廓社区党支部书记次仁德吉，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老干部代表格桑朗杰，宗教界代表珠康·土登克珠先后发言。 西藏有关部门负责人、各族各界代表约140人参加座谈会。 3月28日，西藏各族各界人士共聚一堂，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3周年。　摄影：王昕秀

西藏从今年起将用20年时间打造“生态西藏”

        西藏自治区环保厅近日表示，西藏从今年起将以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契机，用20年时间着力打造“生态西藏”。
　　这是西藏自2009年实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了解，中央201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把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放到国家和西藏工作的大局统筹考虑，进一步明确了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地位。西藏自治区今年推出的“生态西藏”建设，计划用20年时间，把西藏建设成人们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社会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省区。

西藏从今年起将用20年时间打造“生态西藏”

        西藏自治区环保厅近日表示，西藏从今年起将以建设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为契机，用20年时间着力打造“生态西藏”。
　　这是西藏自2009年实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以来，在环境保护方面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

　　据了解，中央2010年1月召开的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把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放到国家和西藏工作的大局统筹考虑，进一步明确了西藏作为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地位。西藏自治区今年推出的“生态西藏”建设，计划用20年时间，把西藏建设成人们生活富裕、生态环境良好、人居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社会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省区。

雪域高原迎来“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53年前的这一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揭开了以废除封建农奴制为核心的民主改革的序幕。随之，百万农奴在政治、经济和精神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成为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主人，实现了做人的权利和享有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
        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块、区域最大、人口上百万的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彻底消亡，在政治上为其未来的现代化彻底扫清了道路。从此，与黑暗、野蛮、残酷、落后的旧西藏形成鲜明对照，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旋律。斗转星移，如今，西藏各族人民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猛前进，书写着发展和进步的光辉篇章

温家宝：希望达赖喇嘛多做对祖国和西藏有益的事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问：您好，总理先生。我想问一个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

        达赖喇嘛表示希望到中国来朝圣，但是中方有一些官员称，达赖喇嘛一直是宣扬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现在已经表明他不寻求西藏独立，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仍然视他为一个民族分裂分子？您是否会允许达赖喇嘛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到中国来朝圣？

　　温家宝总理回答：我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和一贯的，就是说只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一部分，放弃分裂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就他个人的前途问题同他进行协商和对话，这个大门始终是敞开的。

　　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建的时候，就是这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当时的筹委会主任。但是现在达赖喇嘛在国外组建临时政府，强调西藏的高度自治，甚至要求中国的军队从西藏全部撤出，居住在西藏的汉人和其他民族也要全部撤出，这就不难看出，他是真心希望祖国的统一还是破坏祖国的统一。对达赖喇嘛，我们不仅要看他说些什么，更要看他做些什么。我们希望达赖喇嘛能够为了祖国的统一、西藏的发展多做有益的事情。

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目前，以达赖为首的旧西藏落后势力及其所谓的“流亡政府”，并不甘心自己的“天堂”被历史的进步潮流所淹没，仍在颠倒黑白，四处游说；仍在竭力包装分裂主张，谋求“西藏独立”，煽动鼓吹各种极端暴力行为，企图破坏西藏人民安宁祥和的幸福生活。这种赤裸祼的分裂图谋，历史不答应，人民不答应，必将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不断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的生动实践，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有光明的前途。展望未来，现在的西藏，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将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目前，以达赖为首的旧西藏落后势力及其所谓的“流亡政府”，并不甘心自己的“天堂”被历史的进步潮流所淹没，仍在颠倒黑白，四处游说；仍在竭力包装分裂主张，谋求“西藏独立”，煽动鼓吹各种极端暴力行为，企图破坏西藏人民安宁祥和的幸福生活。这种赤裸祼的分裂图谋，历史不答应，人民不答应，必将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不断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的生动实践，给予我们深刻启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才有光明的前途。展望未来，现在的西藏，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西藏将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引领西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53年前的3月28日，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领导西藏百万农奴，掀起了一场20世纪最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废奴”斗争，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昂首阔步迈入社会主义光辉大道，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步。

达赖因何为网友所不齿？

        自有“自焚”以来，每有发生，必有达赖或其手下组织“法会”“集会”“受访”先行。中国网友对此洞若观火。

　　如不少网友所言，达赖等以教干政，以僧干政，本就为文明社会所不允，为各国政治通例所反对。旧西藏农奴制，是世界上最为黑暗、落后、野蛮、残忍的制度之一，是早被摒弃的历史污垢。达赖所图，无非借主子们赐给的“民主”“选举”“和平奖”等幌子，外行障眼之法，内藏复辟农奴制之实。历史不会答应，人民不会答应。

　　网友的呼声是民意的宣示。笔者也是网友，也在此发上一问：达赖知道自己因何为网友所不齿吗？

　　首先，达赖根本没有资格。一个六十年前地球最后的封建奴隶制之一的魁首，骨子里无比眷恋特权意识、以奴役剥削民众为生的、家里金银成山的居于权力顶端的僧人，能指望他突然“开悟”，向“子民”们低头并和他们一起“民主”起来吗？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达赖在旧西藏的所作所为，连希特勒都相形见绌。一些西方势力别有用心，想把西藏“保护”起来，恨不得让它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绝缘”，正与达赖所图不谋而合。

　　笔者奉劝达赖，你已年逾古稀，继续与国家、与人民为敌，最后难免落一孤魂野鬼下场。有网友说得好，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大团结，“藏独”翻不了天！

　　有网友写了一个段子，转给达赖和他的主子们“共勉”：

　　我问上帝：西藏何时能独立！？上帝说：地球毁灭前没有可能！我又问：那某国人为什么还这样胡闹？上帝说：它们无知、无聊、无人性！我说：那你不能管管吗？上帝说：我只管人的事，畜生们的事不归我管！我又问：那总得有管它们的啊！上帝不屑地说：你找那个美藉“自由女巫”去管吧。我说：是总在海边站着已湿身还装腔作势的那个女人吗！？上帝说：不是它是谁！我心想：切！它能成吗……

网友怒斥美国之音为“藏独发言中心”

        近日来，众多网友在美国之音网站跟帖留言。他们在强烈抗议无视西藏历史事实、无视西藏真实情况、无视中国人民感情的同时，愤怒斥责美国之音是“藏独发言中心”。现将部分网友留言节录如下，以作存照。
　　网友“Kmtwb”：不可否认中国在治理西藏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特别针对西藏的歧视或者压迫政策。在西藏问题和达赖问题上，为什么绝大部分汉族会支持中共？就因为西方国家希望借达赖彻底肢解中国，不但要将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且还要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藏区独立出去，这就占了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这是十三亿中国人和五千万海外华人绝不答应的。当然从达赖到这些接受访问的藏独分子都一致否认独立，只要求自治，但科索沃的前车之鉴，全体中国人都看在眼里。科索沃不就从自治到独立的吗？美国、德国，还有英法，你们可以欺负塞尔维亚这样弱小民族，但你们绝对不可能欺负中国人民。我们在清朝末期这样半封建半殖民地受人凌辱年代，都没有让西藏独立，今天更不可能。如果美国确实想借西藏问题分裂中国，中国人民必将宁为玉碎绝不瓦全，中国不介意再来次“朝鲜战争”，中国人敢为此付出巨大牺牲，美国人你敢吗？
　　网友“kiss USA”：我明白不了为什么美国之音总喜欢乱讲话。
　　美国之音网友：VOA干脆挂块招牌：藏独发言中心!
　　网友“实话”：我个人觉得，中共对藏人、维人等少数民族要比对汉人好得多，真不明白，他们到底有什么不满？
网友“民主中国”：西方媒体搞新疆、西藏、台湾独立这一套恐怕绝大多数大陆人是无法认同的。分裂国家是切肤之痛，我们不想再经历。
　　网友“风云”：如果美国的俄亥俄要独立，阿拉斯加要独立，美国人会同意吗，所以我坚决反对西藏独立。
　　网友“最强烈的抗议”：VOA记者黄耀毅: 你这篇报道是完完全全的胡说，什么全球华人？明明是几个少得不能再少的反华分子，我在美国多年，我身边的华人朋友和同事没有一个支持达赖的，全都是反藏独的，你凭什么，够什么资格把那几个反华分子的臭帽子戴在我们这些华人身上？你们不是天天讲所谓民主人权，那你们为什么不尊重我们，往我们身上泼脏东西？我要表示最强烈的抗议，请你们立即收回这篇烂文章。
　　网友“经常去西藏的人”：客观真实应该是新闻报道的原则吧？这个报道的作者连起码的职业操守都不具备！几个躲在海外的懦夫小人能代表海外华人？作者是不是今天被电梯门夹坏脑袋了？现在海外这些跟着达赖叫喊的所谓藏人绝大多数连西藏都没有去过！他们把在印度的苦难流亡生活经历当今天的西藏了！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跟着达赖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网友“观望”：试问藏人自焚是对佛的最尊重还是诋毁呢？藏人喜欢达赖是很正常的，但是达赖到底在做什么，没有煽动就不会有这些问题。西方媒体一直在鼓吹西藏流亡政府，为什么没有一个国家敢出来承认呢，利比亚、叙利亚给搞垮了搞乱了又来折腾中国了。
　　网友“eric”：全体中国人都不会同意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少数人的唧唧歪歪不会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意志，坚决反对分离西藏！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分离！坚决反对任何以人权为幌子的各种分裂活动！！


[海外强国论坛]

“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质的提高”

“最近这些年，我走遍了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我的亲身体会和感受是，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质的提高，我本人就是这一变化的见证者”,旦增伦珠说。3月21日，在中国记协组织的“新闻茶座”活动中，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旦增伦珠与中外记者进行了交流。
西藏农牧业人口占全区人口近80%，增加农牧民收入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旦增伦珠说，2011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700元，比2005年增长了1倍多，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连续9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旦增伦珠介绍说，除了得到了巨大的资金投入，西藏还优先享受了很多政策。所有农牧民家庭子女、城镇困难家庭和企业困难家庭子女，从幼儿园到高中，政府全程包吃、包住、包学费，这样的政策在国内很多地区都是没有实行的。去年开始，农牧区新建了122所乡村幼儿园，发展双语幼儿教育，让农牧民子女享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学前教育。西藏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普及率也是比较高的。而且从去年开始，僧尼也有了养老和医疗保险，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这在西藏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挑战和困难。”旦增伦珠说，“西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还很大，西藏的各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平衡。西藏要扩大经济总量，发展民族特色产业，提升农民工素质，都需要长期发展。另外，如何在发展中保护环境，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海外强国论坛]

西藏大学举行庆祝“3·28”专题报告会

        26日下午，西藏大学举行庆祝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三周年专题报告会，邀请西藏大学退休老干部、原副校长格桑旺金以“新旧西藏对比”为主题，用亲身经历讲述旧社会农奴的悲惨生活，讴歌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西藏的新面貌。

    “我8岁就在大贵族家里当农奴，生活非常悲惨，大贵族对我动不动就拳脚相加，没有一点儿尊严。19岁时，我拼命逃离了贵族家里。是党送我去内地学习，随后在学校留任，成为建设西藏的一分子。我愿意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这些孩子们过去旧西藏的罪恶制度，让他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回忆起在大贵族家当农奴的日子，格桑旺金感慨很深。


        西藏大学副校长杨宁说：“如今在学校里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是90后，他们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新社会，对过去旧西藏的‘政教合一’的黑暗农奴制度很陌生，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学习，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分子。”

        听了格桑旺金的亲身经历，不少同学感触很深。文学院2009级藏汉翻译班的卓嘎表示：“通过报告会，我对旧西藏黑暗的农奴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我长在红旗下，是沐浴着社会主义阳光长大的一代，多亏了党和国家，我才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热爱党、热爱国家的人，也会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为未来祖国和西藏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设立三周年:翻身农奴把歌唱庆祝自己的节日

连日来，西藏各地以各种方式，迎接即将到来的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回顾50多年的亲身经历，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欣欣向荣的新西藏，更没有今天的我。”曾经的十八军藏族女战士、73岁的娜喜感慨颇深。

　　“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在旧社会，父母实在没法养活我，把我送进了所谓的‘孤儿院’，在那里我不但起早贪黑在地里干活，还经常挨打受骂。”如今已退休在家的娜喜老人住着藏式别墅，“我的房子比以前贵族住的房子还要好。”每天晚上，娜喜老人都准时收看新闻，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大事小情。

　　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53年前的3月28日，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解放农奴为核心目标的西藏民主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由此开辟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新纪元。

　　经过50余年的发展，一个让人民幸福和谐的新西藏展现在世人面前。

　　笑容绽放在西藏人民脸上

　　米玛顿珠家对面，是目前西藏保存最完好的农奴主庄园——帕拉庄园。这位75岁的老人在这个庄园里度过了青少年时光。谈起当年做朗生（家奴）的生活，老人顿时神情凝重，嘴唇微颤，目光注视着远方，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终日受虐的年月。

　　他曾是庄园里的裁缝，妻子是庄园主夫人的女佣。朗生院里一个7平方米的土坯房就是他们的家，地上的两堆土坯算是“床”，墙上一个书本大的窟窿算是“窗子”。“那时每天都吃不饱肚子，饿得不行了就喝水。”他说，“我们夫妻被殴打过多次。

　　旧西藏，占总人口不足5%的农奴主占有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垄断着物质精神财富，而占人口95%以上的百万农奴一无所有，被当成“会说话的牲畜”。旧西藏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下等人的命价仅等同于草绳一根。农奴主以各种酷刑，如鞭打、挖眼、剁脚、断手等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挣扎在极其残酷和贫困的人间地狱。

　　“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能带走的只有自己的影子。”这是旧西藏农奴唱的一首民谣。另一首民谣唱道：“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这些描写农奴苦难的歌谣，高二学生索朗卓嘎都会唱，是爷爷奶奶教她的。这个在新社会出生、在拉萨北京中学读书的少女说：“我知道那个时候，和我同龄的孩子经常挨打，和牛马睡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很庆幸自己出生在新社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

　　66岁的老阿妈央金卓嘎家住拉萨拉鲁小区。她告诉记者：“我因为生在旧社会，所以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我最大的安慰是我的儿女们能够成长在新西藏，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她所学的专业也是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她激动地说：“我们现在有吃有喝，有人权，有宗教信仰自由。达赖集团妄图分裂西藏，妄图破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广大西藏人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无论达赖集团如何煞费苦心、百般狡辩，也改变不了旧西藏黑暗、野蛮、残酷、落后的事实。“只要对旧西藏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认为那是个‘人间天堂’。新旧西藏命运的变迁有目共睹，不容置疑。”拉萨退休干部达瓦次仁说，“达赖集团的险恶用心其实非常明显。我们要时刻与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的幸福生活不容破坏。”

　　人民生活逐步走向富裕

　　“贵族的太阳落下去了，我们的太阳升起来了！”1959年，当旧的地契、债约被扔进火堆时，“民主改革第一村”——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的443位翻身农奴分到了土地，围着火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53年过去了，克松村变成了今天的克松居委会。克松人依靠科技种植大蒜，人均年收入达到近5000元，房子越来越大，文化生活日益丰富……

　　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第一次昂首挺胸站了起来，真正成为这片雪域高原的主人。

　　标准化的厨房、成套的真皮沙发、宽屏液晶电视……这是一个典型的藏式院落，楼房雕梁画栋，上下两层，足有500平方米。院落的主人是44岁的农奴后代、堆龙德庆县羊达乡村民阿努。民主改革前，阿努的父母“每天吃不饱穿不暖，日子苦得很”。现在，他种起了大棚蔬菜，建起了苗圃基地，住上了别墅，开上了汽车……

　　53年，西藏经济社会大发展，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由人民共享。西藏各族人民从住房、看病、上学到出行、饮水、通讯等大有改善。人们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到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充分感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

　　改革开放后，自治区党委、政府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始终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首要任务，提出并大力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农牧民持续稳定增收。

　　有数字统计，50年前，西藏农牧民没有生产资料，几乎终身负债，根本谈不上纯收入。50年以后，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196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904元。

　　1950年的西藏有100万人口，其中没有住房的就达90万人。当时拉萨城区只有2万人，而露宿街头的贫民和乞丐就有近千户……谁又能想到，到了2009年，全区23万户、120万农牧民的安居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农牧民人均住房面积已达22.83平方米。在安居工程的推动下，西藏农牧民正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居者有好屋的理想。

　　“民主改革50多年来西藏的发展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覆。半个世纪的发展，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实惠，比过去政教合一体制下几百年的发展还要快、还要多。”今年60岁的西藏社科院研究员格桑益西感慨万分。

　　城乡人民生活节节高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西藏各族群众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175元，到2011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提高到4904元。西藏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极快，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给予西藏的各项优惠政策为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统计资料显示，目前，西藏城镇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支出中，食品的支出比重为44%，农牧区居民的这一比重为65%。数字难免枯燥，但数字所代表的生活变化却是喜人的：访亲拜友打“的士”，节假日里下馆子，已成为眼下拉萨市民生活的写照。如今，拉萨市的大街小巷布满了琳琅的商品和各式各样的食品，国内外知名品牌的时装店多如牛毛；行走在街上的人们，个个红光满面，衣着时尚；商场超市里随处可见手提着沉甸甸购物袋的男女；在居民区，每走进一户人家，你便会感受到家具的时尚，房间个性化的布置。

　　除城镇外，变动的数字宛如快乐的音符奏起了农牧区群众的小康进行曲。走进拉萨市纳金乡藏热村村民扎西次仁家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25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茶机上摆满了各种水果，厨房里有着新鲜的蔬菜。扎西次仁得意地说，现在富裕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而这仅是农牧区生活变化的一个缩影。

　　忆苦思甜，让人们更加珍惜今天的美好时光；富而思源，让人们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家住拉萨市八廓居委会的多吉老人说，和平解放以前，西藏广大人民群众在“三大领主”的压迫和剥削下，没有根本的人身自由和最起码的权利。现在我们的日子无比幸福。

　　1959年3月28日，一个注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

　　当天，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由此，世界上最黑暗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被彻底废止，百万农奴得到彻底解放。

　　从此，阳光普照每一个藏家儿女的心房。

是誰在禍害西藏人民？

        眾所周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係。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同時憲法對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公民的合法私有財產予以保護。３月１４日發生在拉薩的極少數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暴力犯罪事件，嚴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嚴重破壞了西藏正常社會秩序，這些不法分子理應受到法律的制裁。違反法律法規，對公眾財產實施暴力損壞，傷害無辜群眾，在任何法治國家都是不允許的，這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基本準則。事實證明，達賴集團在禍害西藏人民。
   
        作為當代西藏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我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新西藏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耳聞目睹，感觸頗深。和平解放５０多年來，西藏發生了以往任何時代都無法比擬的巨大變化，告別了貧窮落後、封閉停滯的封建農奴制，走向了不斷發展進步、文明開放的現代人民民主社會。西藏在當代的變化，徹底改變了極少數封建農奴主壟斷西藏政治權力和物質文化資源的局面，全體人民成了管理西藏社會的主人，成為社會物質文化財富的創造者和享受者，人民的素質得到了極大的提高。特別是改革開放３０年來，西藏社會迅速改變了長期封閉的狀態，經濟建設突飛猛進，人民生活大大改善，社會事業空前發展，呈現出全面進步的態勢。我想告訴世人，新中國徹底廢除了民族壓迫和歧視，各民族一律平等，西藏的民族特性和優秀傳統文化，在憲法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下得到充分尊重和大力保護，並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被賦予了反映人民群眾新生活和社會進步新需要的時代內容，在科學的繼承中得到了弘揚和發展。西藏人民從自己親身的經歷中，感受到今天幸福生活在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組成的祖國大家庭中是無上的福祉。

        十四世達賴及其追隨者作為舊西藏極少數封建農奴主利益階層的代表，也就是曾經宣稱“政教合一制度永遠不改”的那些人，一直打著民族、宗教旗號，裝扮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卻從來沒有做過一件有利于藏族人民的好事。他們長期美化、頑固堅持封建農奴制度，根本不以人民的利益為念，上世紀５０年代末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６０年代又重組叛亂武裝，對邊境地區進行了長達１０年之久的軍事襲擾；７０年代借助西方廣播，制造和散布大量的謠言，挑唆民族矛盾，鼓吹暴力對抗；８０年代末一手制造拉薩騷亂事件。十四世達賴出賣祖國、出賣人民，數典忘祖，長期在宗教的外衣掩護下從事政治分裂活動，甚至在宗教法會這樣的莊嚴場合也要編造“西藏從來就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謊言。近年來，十四世達賴口口聲聲表示放棄“西藏獨立”暴力活動，可惜他說的和做的完全不一致。“３‧１４”事件這一達賴集團有計劃、有預謀、有組織的制造分裂、禍害人民的活動，向世人再一次展示了達賴“和平”、“非暴力”的虛偽性。這次事件時間雖不長，但完全可以稱之為人權的災難，聽命于達賴的那些不法僧尼根本沒有一點佛教徒的操行，鼓動少數的不法之徒到處毆打各族群眾、沿街砸毀車輛、四處放火燒掉民房，肆意搶劫公眾財物，甚至殘忍地把人燒死，砍死，在這次事件中受害的不僅有執法人員，還有無辜群眾，包括藏族、漢族、回族等，尤其是對在現場表明身份，實行人道主義救護的醫務人員進行殘害，更是違背文明社會的起碼準則。顛覆人道主義，禍害西藏人民，這就是達賴集團幹的事情。

        我還想提請國際人士注意一個基本的事實：十四世達賴以“西藏人民的代言人”、“人權衛士”自居，毫不顧忌自己過去統治舊西藏野蠻踐踏人權的歷史記錄，編造謊言，說“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多年來，達賴集團經常在國際上講“中國在西藏殺了１２０萬藏人”，而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當時管理西藏地方的噶廈政府自己統計上報的人口也僅僅是１１４萬，照達賴集團的邏輯，西藏早已是無人區了，何來今天西藏自治區人口２８０多萬，其中藏族人口和其他少數民族佔９５％以上。

        藏族諺語說得好：“貪婪的土狗一次次受騙，智慧的大象不會落入陷阱。”我相信，世界上所有具有公道心、正義感的人們在了解西藏歷史、看清事實真相之後就會清楚：是誰在禍害西藏人民？

"西藏问题"是达赖欺骗国际社会的"救命稻草"

        达赖不应该忘记，五十年前在他统治下的旧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农奴的人身自由，断手、剁足、割舌等严刑酷罚，使农奴连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是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让昔日的农奴成为有尊严、有人权的公民，西藏人口由1951年的114万多增加到今天的280多万，五十多年来，国家累计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到上千亿元，现在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奢谈“西藏人权问题”。
        “西藏问题”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如果西藏“缺乏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怎么解释西藏现有的上千座各大寺庙和几万名僧侣？怎么解释西藏每年成千上万名信众到拉萨朝佛敬香？怎么解释那随处可见的经幡和玛尼堆？
        达赖集团大肆鼓噪所谓的“民族不平等”更是荒诞不经。且不说五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大力扶持藏医、藏药，投入巨资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维修布达拉宫、萨迦寺等主要文物，组织专门机构、拨出专项经费抢救和保护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为了让西藏人民与现代文明同步，国家组织专家攻关，使藏文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成为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获得具有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通行证的文字。
        达赖集团鼓噪的“西藏问题”的核心便是他们精心炮制的“中间道路”。自达赖提出“中间道路”以来，虽因形势变化而多有伪装，但万变不离其“藏独”之宗。从1987年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的“七点新建议”，到后来的“大藏区”、“高度自治”，再到“真正自治”，从这个清晰的“西藏独立路线图”可以看出，达赖谋求“西藏独立”的用心从未改变，其“中间道路”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更是一目了然。

        “西藏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非常清楚。达赖集团不过是打着各种“问题” 的幌子，图谋“西藏独立”。这一切可以从他们至今未变的“中间道路”上看出，可以从他们否认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区”看出,可以从他们祈求的所谓“高度自治”看出。

        达赖集团多年来极力兜售的谎言和伎俩，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识破。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德瓦就曾说过“许多欧洲议员是在不了解西藏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对涉藏决议投票表决的”。印度《教徒报》总编拉姆指出“所谓‘西藏问题’是流亡海外的达赖本人为谋求‘藏独’而虚构的。”

        “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达赖集团应该明白，“西藏问题”只是西方反华势力用来遏制中国发展的一颗棋子。用子虚乌有的“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招摇撞骗、混淆视听，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西藏问题”这根救命稻草是永远救不了命的。（西藏日报评论员）

西藏日报评论：认清所谓“西藏问题”的性质

        被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炒作的所谓“西藏问题”，其性质到底是什么？《白皮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人权问题，而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的问题。这个定性入木三分，切中要害，把达赖集团和西方反华势力的用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追溯历史，所谓“西藏问题”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如果没有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两次对西藏的侵略战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如果没有西姆拉会议等等，就不可能有所谓的“西藏问题”。帝国主义是“西藏问题”的始作俑者。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在武力干涉中国内政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则选中了达赖集团。正如《白皮书》所揭示，1959年西藏的武装叛乱，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他们训练了“四水六岗”叛乱分子，遴选叛乱分子到“康巴游击队员训练基地”受训，接受训练后的数百名藏人被空投回西藏，向“四水六岗”叛乱武装空投武器、印度卢比、物资，“每年在西藏行动中共花费资金高达170万美元”。

        达赖叛逃后，西方反华势力帮助达赖集团培训人员，提供经费支持，提供讲坛，还把诺贝尔和平奖、国会金质奖章、荣誉市民等多顶桂冠戴在达赖头上，把达赖这个昔日西藏最大的农奴主打扮成“人权卫士”、“和平使者”、“藏民族的代言人”，费尽心机地支持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的发展进步。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西藏的人，对于西方反华势力的做法，感到无比愤慨。

        翻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历史，达赖不配谈“民族问题”。因为达赖已经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他的分裂活动极大地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达赖更不配谈“宗教问题”，他统治下的旧西藏是政教合一，人民根本没有宗教信仰自由。至于人权问题，一个把人分成三等九级、用人皮做祭品、动不动就对农奴施以砍手、挖眼、断足等酷刑的农奴主阶级的最大代表，怎么能有资格谈论呢？
        如果西方反华势力不另有目的，就应该为西藏的民主改革而欢呼。废除农奴制、解放农奴和奴隶，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维护人权和国家主权的进步与正义的事业。历史上，美国政府曾经为了反对南部分裂主义和奴隶制度，解放黑奴，不惜发动长达4年之久的大规模国内战争，耗费150多亿美元的战争费用，造成110多万人员伤亡和不可估量的各种损失。领导这场战争的林肯总统因此而名垂青史，至今仍为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所称颂。达赖集团为维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悍然发动分裂祖国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其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与美国国内战争和解放黑奴相比毫不逊色。但西方反华势力打着“民族、宗教、人权”的幌子，制造出莫须有的“西藏问题”，其目的只能是遏制中国、分裂中国、妖魔化中国。我奉劝那些炒作“西藏问题”的人，好好读一下《白皮书》，好好地了解一下昨天和今天的西藏，如果其良心未泯，就不会再谈什么“西藏问题”了。
        民主改革前，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半文盲占西藏总人口的95%以上。民主改革以来，西藏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西藏现有小学884所、初中94所、教育点1237个，在校学生54.7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2％。（华 兴）

丁勇解读白皮书：以"铁的事实"回击达赖集团的谎言

      3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白皮书的发表又有哪些重大意义？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区党委讲师团团长丁勇。

      丁勇说：“刚刚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有三个鲜明特点，即：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以铁的事实揭示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以铁的事实展示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沧桑巨变。”
      在谈到《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发表的重要意义时，丁勇说，白皮书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民主改革前的旧西藏，是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遭受黑暗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苦难深重。而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农奴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占有绝大部分社会财富，对农奴进行政治统治、经济剥削和精神奴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剥夺了农奴的人权。民主改革彻底摧毁了这个极不人道、极不合理、极端落后的社会制度，解放了农奴，使他们当家作了主人。民主改革以来的50年，西藏人民政治上当家作主，宗教信仰上充分自由，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生活大幅度改善，短短50年跨越逾千年。白皮书的发表，对于澄清达赖集团散布的种种谎言，开展国际范围的舆论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丁勇告诉记者，白皮书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民主改革以来的50年，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贫穷走向富裕的50年。50年的成就证明，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里，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才能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白皮书是进行反分裂斗争教育的一本好教材。它让我们更加认清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进一步铭记党的恩情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进一步明确是谁在造福西藏人民、是谁在祸害西藏人民。”丁勇说。

      丁勇最后对记者说，白皮书的发表，对西藏各族人民是巨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的信心和决心。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之际，我们一定要不忘历史，珍惜今天，在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下，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小康西藏、平安西藏、和谐西藏建设的丰硕成果，回击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次仁罗布）

阅读《亲吻藏南》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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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西藏高原上数十次游走，许多地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但错那以南的达旺等地却是我的空白。那里时时让我牵挂。 自从1960年学习藏语文、进入涉藏领域以来，我一直关注至今被印度占领的西藏山南达旺地区。每每见到介绍那里的图片或文字，我总要把它细细珍藏起来。我很早就知道，那里是西藏最美丽的地方之一，那里生活着藏族、门巴族同胞，那里出产香蕉、菠萝，那里森林茂密，那里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出生地，有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但是他现在的模样，那里的人民和那里的生活，我一直无从详尽知道。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期间，我已经是中央民族学院藏文专业二年级的学生，那些日子，我不断地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中得知，我军先后收复了藏南的达旺、德让宗、邦迪拉等地，后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于是，我军又撤出这些地方。到今年，已经整整50 年了。 后来，我在与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的多次接触与交谈中知道，在50年前的那场战争中，他担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前进指挥部政委，指挥部队攻占西山口，收复达旺，对那里的藏族、门巴族同胞的印象极深，离别的时候，当地百姓嘱咐解放军“一定要早日回来”。这一去也是50年了。   达旺寺（翻拍本书封面图片） 最近我得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亲吻藏南》一书，记载了作者在达旺的见闻，这使我十分兴奋，立即在网上订购。昨天下午得到此书，真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回家后，我挑灯夜读至今晨1点，一口气看完了这本沉甸甸的图片和文字。 此书作者梦野12年前开始自费环游世界，足迹遍布七大洲四大洋，走访了150个国家和地区。达旺之行是他旅行中最具震撼与感情色彩的篇章，被她称为“我的旅行之最”。《亲吻藏南》一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首次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中国藏南（印控“阿鲁纳恰尔邦”）达旺（包括邦迪拉）现在的面貌。这些图片和文字使我和作者一道走进了西山口、达旺和邦迪拉。 这里的风情与西藏别无二致，雪山、森林、湖泊都令我那么熟悉，藏族、门巴族的服饰，还有那里的房屋建筑、寺庙风格，各式佛塔、经堂大殿与我在喜马拉雅山北侧的所见同出一辙。饭馆里写有中文“双龙戏珠”字样的扇子和墙上悬挂的“拉萨全景图”，寺庙门饰及外墙上绘制的“吉祥八宝图”，还有五世达赖博物馆里展出的仓央嘉措用过的物品、邦迪拉宾馆里的中国扇面画“凌风傲雪”，都让我感慨不已。 关于50年前的达旺情况，亲历者不多。文字记载也很少见。2010年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西藏人生》一书由于我参与了审稿工作，所以对其中的内容印象很深。此书的作者李国柱是1950年首批进军西藏的女兵，是原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同志的夫人，在西藏工作23年，长期做统战工作，至今能说一口流利的拉萨藏语。她在该书的“从一张相片想起的”一文中，对阴法唐同志在达旺和德让宗的见闻有详细的记述，至为珍贵。特将有关内容转录如下： “后来我才知道，法唐同志到了达旺和德让宗一带，曾带领工作队拜访了达旺寺，寺内供有六世达赖喇嘛母亲的灵塔。六世达赖喇嘛出生于附近的白卡村 。达旺寺是门瑜地区最大、最有影响的寺庙，为拉萨哲蚌寺属寺，由错那宗代管。留寺僧人和当地部分头人热烈出迎，互赠哈达后参观寺庙，发放布施，给僧人尼姑袈裟、酥油、盐巴和丝质的布达拉宫风景画，向僧众宣讲了我党的政策和我军纪律，阐明了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真相，并答应他们的要求，派部队保护寺庙。在德让宗住的时间较长，对群众工作做的也最多，在群众和头人会上，还介绍了祖国历史和祖国的伟大、边境状况、我们的态度等情况。上层人士、宗教界人士都说：‘达旺历来就是西藏的一部分，我们都是西藏地方政府的百姓，我们是大清皇帝的百姓，达赖归噶厦管，噶厦归中国，我们也是中国人。’老格隆桑布交出寺庙珍藏的有关边境的资料144份，把寺庙‘封地文书’捧出让工作队全文拍摄照片和影片。离德让宗几十里远的一个小头人，从山洞中搬出保存了多年证明该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文件交给工作队。部队做群众工作——帮秋收，背水，送盐、茶，放电影，编竹筐送他们，群众特别高兴，不再听信谣言。当听说部队要主动后撤时，感到震惊、不理解，有的写请愿书，要求留下，有的说‘把我们也带走’，有的说‘你们走后，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变的，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国家和你们的事’，走时群众挥泪相送。” 上述叙述令人感动。在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也翻阅了2011年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该书中的“雄狮搏击”一文也有对50年前这场战争的珍贵回忆：“我到过的地方主要是达旺和德让宗一带。印军侵占以前，那里一直处在西藏错那宗的管辖之下，六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那个地方。有一座寺庙，我们几个领导专门去看过，拜访过该寺的一位负责人。达旺、德让宗一带的老百姓有藏族、门巴族等，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都与西藏其他地方一样。我还到寺庙与喇嘛交谈过，也到当地群众之间做过工作。老百姓对我军非常热情，他们说‘一看长相，我们就是一国的’。我们给老百姓带了一些盐巴和茶叶，他们吃了后高兴得不得了，说‘好久都没有尝到这些东西了，印度的盐巴和茶叶我们吃不惯’”。 达旺寺的小僧人（翻拍本书图片） 50年前的往事不能忘记。令人欣慰的是，《亲吻山南》一书中也记录了作者在这场战争40多年后进入达旺的见闻：“整个达旺的寺庙挂的全部是中国藏传佛教的旗帜，没有一面印度国旗”；“我看到飘扬的印度国旗都是在印度军事设施上，在民间的城镇我很少看到”；“我问过中国藏南（印控“阿鲁纳恰尔邦”）的女性：‘你们愿意归属于中国还是印度？’她们说：‘我们在家一直都是说藏语，我们也会印度语，有的也会英语。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西藏人，既然西藏属于中国，我们也愿意属于中国。’” 这些场景和话语让我心头震撼：血浓于水，骨肉亲情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分割的。此刻，我又想起了达旺以北山那边的错那，2001年春天的那次走访，我看到了与本书中的达旺图片几乎一样的画面。 我期待早日踏上这片土地，与那里的父老乡亲促膝交谈，在那里的雪山林海间尽情吟诵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不朽诗篇。

历代达赖喇嘛

      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中与班禅并列的两大宗教领袖之一。全称为"达赖喇嘛"。达赖是蒙古语"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人"的意思。这个称号最初是明代蒙古可□俺答□赠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的尊号。顺治十年(1653)，清世祖福临正式册封达赖五世罗桑嘉措为"达赖喇嘛"，承认达赖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达赖一世名根敦朱巴(1391～1474)。是西藏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他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在后藏日喀则创建了扎什伦布寺，并担任该寺第一任法台。 　　达赖二世名根敦嘉措(1475～1542)。一生曾任扎什伦布寺，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并在西藏山南拉摩郎错(湖)畔创建了曲科甲寺。 　　达赖三世名 索南嘉措(1543～1588)。曾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并在康区理塘地方建立了春科寺。万历年间，蒙古可□俺答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传教，俺答本人和 蒙古人民都改信了西藏格鲁派的佛教，并给索南嘉措赠送"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达赖□嘛"的尊号。从此才有了"达赖□嘛"这一称号(后来西藏黄教徒又追认根敦 朱巴为一世达赖□嘛，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嘛)。俺答□后又邀请索南嘉错到内蒙古传教，建立了锡勒图召(□嘛寺)，格鲁派信徒逐渐遍于内蒙古，外蒙古。 　　达赖四世名云丹嘉措(1589～1616)。历代其他达赖都是藏族，唯有四世达赖是蒙族。万历三十年(1602)被西藏三大寺代表迎回西藏，曾任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法台。 　　达赖五世名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明末，他与四世班禅罗桑曲结合谋，派人赴新疆密召蒙古顾实□率部进入西藏，推翻了佛教噶举派(白教)法王和农奴主实力人物藏巴□的统治。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来到北京觐见清朝皇帝，次年返回西藏。返藏途中，清世祖派人送去金册金印，册封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怛□达赖□嘛"。 　　达赖六世名仓央嘉措(1683～1706)。康熙四十四年(1705)，顾实□之孙拉藏□与第巴桑结嘉错之间发生冲突，拉藏杀第巴桑结嘉错，废黜达赖六世仓央嘉措。不久，达赖六世病逝，西藏也一度为新疆的蒙古准噶尔部所控制，直至康熙五十九年，清朝政府才恢复了对西藏的统治。达赖六世很有文学修养，他的抒情诗集在西藏民间广为流传，脍炙人口。达赖七世名噶桑嘉措(1708～1757)。康熙五十九年由清朝政府派往西藏平叛的军队护送到拉萨。雍正五年(1727)，西藏地方又由西藏农奴主的实力人物噶卜伦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策划，发动武装叛乱，杀首席噶布伦康济鼐。雍正帝又派兵入藏平定了叛乱。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其地位与达赖平等，在达赖之下仍设藏王一人，由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继任，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共同领导，处理西藏地方的日常政务。乾隆十四年(1749)，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阴谋叛乱，乾隆帝平定叛乱后，决定废除藏王制，政务由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管理，受达赖与驻藏大臣的直接领导。 　　达赖八世名强白嘉措(1758～1804)。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人以边界课税纠纷为借口大举侵入西藏，占领了整个后藏地区，班禅七世丹白尼马从扎什伦布寺逃至拉萨避难。乾隆帝派福康安率 军入藏，收复失地。次年，清军在西藏大败廓尔喀人，廓尔喀国王向清军投降，并立誓永不侵藏，清军乃从西藏撤回。为整顿西藏地方的政务，使其长治久安，乾隆 帝令福康安与达赖八世强白嘉措，班禅七世丹白尼马协商，共同议定了《钦定西藏章程》(又名二十九条章程)，对西藏的官制，司法，货币，税收，交通，宗教， 军事，差役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这是清朝政府对西藏地方事务的一次重大改革，该章程一直沿用到清末。 　　达赖九世名隆朵嘉措，只活了十一岁。达赖十世名楚臣嘉措(1816～1837)，只活了二十二岁。达赖十一世名凯珠嘉措(1838～1855)，只活了十八岁。达赖十二世名成烈嘉措(1856～1875)，只活了二十岁。他们都短命而死，是因为当时清朝政府已日趋腐败，驻藏大臣多老朽昏庸，西藏农奴主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逐渐激化，故这几世达赖都作了西藏大农奴主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达赖十三世名土登嘉措(1876～1933)。在位初期，西藏受到英国侵略。他虽力主抵抗，但终因兵败而避难于外蒙古。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第二次条约签订后，清又重新取得对西藏的部分主权，达赖十三世也返回拉萨。但因与驻藏大臣发生矛盾，遂于1910年逃往印度，投靠了英国。辛亥革命后，重返西藏，在英国的保护下，重掌西藏地方政权。从此西藏处于半独立状态，达四十年之久。 　　1933年，达赖十三世圆寂。南京国民政府以"致祭"为名，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入藏，追封达赖十三世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黄慕松在拉萨曾与噶厦举行谈判。要求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西藏服从中央;中央许可西藏自治;以及班禅九世回藏问题等，均没有获得什么结果。黄慕松返回内地时，留了一部分人，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道光二十一年(1841)封达赖金册(局部) 　　达赖十四世名丹增嘉措(1934～ )。出身于青海省湟中县的藏族农民家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达赖十四世曾派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举行谈判，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1959年，西藏一部分农奴主为了抗拒民主改革，发动了武装叛乱。达赖十四世出走印度。

西藏解放前后变化

      五十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但在西藏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却发生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巨大变化。西藏以和平解放为起点，经过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经过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走上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的轨道，展现出美好的发展前景。

一、五十年前后西藏之巨变

（一）、五十年前的旧西藏

50多年前的旧西藏：①是一个社会制度落后，经济剥削异常残酷的社会。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占西藏人口5％的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占有西藏全部土地、牧场、森林、山川及大部分牲畜；而占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一无所有。②是一个等级森严，政治压迫极端野蛮的社会。旧西藏流行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法典明文规定，上等上级的人的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的命价仅为草绳一根。③是一个政教合一，宗教桎桔沉重的社会。宗教和寺院在旧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和独立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寺院上层僧侣即使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原西藏地方政府实行僧俗官负双轨制，僧官大于俗官。④是一个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朝不饱夕的社会。直到二十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现代化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几乎没有，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粮食产量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艰难，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山南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二）、五十年后的新西藏

50多年来，西藏随着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在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经过西藏人民的不懈努力，西藏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①经济发展实现重大飞跃。50多年来，西藏在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总量上实现了巨大飞跃，彻底告别了封闭庄园制自然经济，正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迈进。2000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7.46亿元，比1995年翻一番，比1990年翻两番，相当于和平解放前的30余倍；现代工业从无到有，逐渐成为带动西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例如：富有西藏地方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培育出拉萨啤酒、奇正藏药、珠峰摩托等一批全国知名的企业品牌；农牧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效益大幅度提高。和平解放以来，国家投巨资兴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大力进行“一江两河”中部流域综合开发为代表的大批农牧业基础项目，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农牧民靠天吃饭、养畜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成为历史。②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寺庙垄断着教育，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如今，教育得到广泛普及，一个涵盖了普通教育、幼儿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到2000年，全区拥有各类学校956所，在校学生达到38.11万人，适龄儿童入学率已提高到85.8％，文盲率下降到32.5％。大专以上学历人口达到3.3万人，占全区总人口的1.2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位居前列。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从无到有，发展迅速。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现己建立25个科研院所，有专业科技人员3.5万人，学科领域涉及历史、经济、人口、语言、宗教、畜牧、林业、生态、藏医药等数十个门类。其中，藏学、高原生态、藏医药等学科研究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产生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成果。医疗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旧西藏除了由封建贵族和寺院垄断的传统藏医藏药以外，极度缺医少药百姓生病既没钱也没地方看病治病。目前，到2000年，全区医疗卫生机构已发展到1237个，病床床位达到6348张，专业卫生队伍达到8948人，每千人拥有病床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③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物质生活水平，2000年，西藏全区人民己基本摆脱贫困实现温饱，部分群众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各种家用电器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不少富裕起来的农牧民盖起了新房，有的还购买了汽车。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深入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能够通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了解到当天发生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并能够通过电话、电报、传真或互联网等手段获取信息资料，即时同全国和世界各地取得联系，传递信息。下面本文将己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甲竹林镇为例进一步来说明广大农牧民生活的变化。

藏传佛教密宗

         佛教分大乘和小乘，大乘佛教中又分显宗和密宗。由印度传入西藏并广为传播的是大乘佛教，其中密宗较为兴盛，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藏语称密宗作“桑俄”，意为“秘密真言”。密宗的发达是藏传佛教重要特点之一。十三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泯灭后，唯有藏传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藏传佛教密宗有自己的传承，在所重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也有其独具的特点。因此，传统上把藏传佛教密宗特称为“藏密”或“西密”，以区别于汉地佛教密宗和日本的“东密”。
　　密宗的传入及藏密源流
　　古代藏族人民最初信奉本教。本教又译作本波教，是藏族地区固有的一种宗教，据说它的祖师叫先饶米沃且，意思是最高的巫师，他的生卒年代和事迹不详。本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以至土石、草木、禽兽万物，科学上又被称为灵气萨满教。七世纪初，藏王松赞干布建立了吐蕃王朝。松赞干布的奴隶制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为佛教的输入创造了有利条件。尼泊尔的墀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先后同松赞干布联姻。二位公主进藏，首次把佛教圣像和经典带入吐蕃。佛教的偶像崇拜和神权至上的思想对吐蕃王室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室的兴佛对佛教在吐蕾的传播、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松赞干布时，已出现有关密宗的记载。松赞干布从印度请来论师，译出多种密宗经典。当时在拉萨修建了著名的大昭寺、小昭寺，据说当时的佛殿中已出现密宗本尊塑像，藏族社会开始接受佛教。
　　松赞干布去世（650）后，两代赞普期间无力顾及发展佛教。到赤德祖赞（704-755在位）时，虽有建寺、迎僧、译经等兴佛事宜，但信奉本教的权臣贵族以自然灾害为借口，制造了驱僧事件，佛教的发展受到较大的破坏，密宗更谈不到什么发展。赤德祖赞死后，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在位）年幼即位。赤松德赞身旁虽有少数信佛大臣，但总的形势是处在崇本反佛势力的包围之中。因此即位不久即发生了大规模的灭佛事件。直到赤松德赞成年后，才翦除了反佛势力的代表人物，为兴佛创造了有利条件。于是赤松德赞派人往尼泊尔接静命大师（寂护）入藏。静命是印度佛教自续中观派的代表人物。他入藏后，在桑耶翁补才与赤松德赞相晤，为藏王及民众讲说“十善业”、“十八界”、“十二因缘”等法。但消息传开，本教势力又借自然灾害强烈反对佛教，静命只好暂回尼泊尔。静命表示，当请印度密宗金刚乘发源地邬仗那国莲花生大师来，才能“调伏群魔”。
　　莲花生进藏后利用密宗同本教巫师进行多次斗争。莲花生每战胜一些本教巫师后，即宣布本教某某神祇已被降服，并封其为佛教的护法神。密宗在同本教斗争中为佛教打开了局面，但佛教发展仅靠密宗也不行，因此，赤松德赞又请静命入藏。其后，为建立佛教基地，赤松德赞请莲花生、静命相助，于766年建成西藏第一座正规寺院——桑耶寺。
　　桑耶寺建成后，有两件事对佛教在藏发展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第一，剃度藏族僧人。第二，广译显密典籍和传播密法。
　　在这段时期内，密宗修法开始传播。莲花生已将印度因陀罗部底系的金刚乘密宗传于卫藏各地，当时印度波罗王朝后期盛行的无上瑜伽密，也已传入吐蕃。密宗无上瑜伽部中利用女性修定的形式起码已经出现在王室宫廷中。当时密宗仪式的出现，已引起信奉本教的贵族的反对。崇本贵族的代言人王后侧绷萨指责用人头骨、人皮、人肠、人血、少女腿骨作法器或祭品的密宗仪式是黑巫术，要求赤松德赞尽快结束这种魔法。说明贵族支持的本教势力与兴佛势力的斗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赤松德赞时期，密宗的传播在“前弘期”佛教中已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显密经论，大体具备。至此，藏传佛教已初具规模，大体上初步形成以显宗理论为基础，以密宗为求取“解脱”“成佛”的最高修法，显密共修、先显后密的雏形，为佛教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赤松德赞死后，牟尼赞普（797798在位）和赤德松赞（798一815在位）先后继承父业，佛教持续发展。至赤祖德赞（815-836在位）时王室兴佛达到顶点。赤祖德赞极度崇佛引起本教势力的不满。崇本贵族权臣于公元836年乘赤祖德赞酒醉而缢杀之，并拥立达玛为赞普。达玛在位五年，大事灭佛。达玛灭佛标志着“前弘期”的结束。达玛灭佛对显宗是个沉重的打击，但密宗因采取秘密单传，故一直流传下来。旧派密咒在“后弘期”成为宁玛派的主要教法。
　　达玛灭佛后，藏族地区佛教未能发展。
　　史学界多把978年作为“后弘期”的开端。这时正值藏族农奴制经济上升时期，新兴封建主割据一方，各自为政，形成分散的政治势力，而反映在佛教发展上就是兴佛势力活动的分散性。只有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割据势力之间相互发生权力之争时，各封建主掌握下的佛教势力才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教派。最早形成的是宁玛派，其次还有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以及影响最为深远的格鲁派（黄教）等。
　　“后弘期”密宗之盛是前一阶段无法相比的。这时佛教从上路（阿里）、下路（多康）分别传回卫藏。而新派密咒则主要从上路传播的。在这一时期，翻译、传播密法的具体工作全靠几名著名的大师，如仁钦桑布、卓弥译师、玛尔巴译师、桂?枯巴拉则译师、阿底峡和宗喀巴等。
　　藏密典籍及义理
　　藏传佛教典籍种类繁多，均汇于《藏文大藏经》，其中属于密经部者列于《甘珠尔》部的第七类中，名为“居”（译作“秘密部”），其中又分新译和旧译两类。属于密宗论释类者列于《丹珠尔》中的“居”类。该类主要是论述和解释密宗经典仪轨的。此外，西藏佛教尚有一部密法总集，名为《大乘要道密集》，该集的卷数说法不一，但就其内容和目录看，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为解释道果语录之作，共七部；第二类为密咒曼陀罗仪轨及祷祝等，汇集在《咒轨杂集》之中；第三类为大手印，要目共分三部。
　　《甘珠尔》、《丹珠尔》和《大乘要道密集》基本上包括了藏密经论和修习法的全部内容。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又著《密宗道次第广论》、《密宗十四根本戒释》等。其弟子克主杰也著有《密宗道次第论》均为后期阐述密宗义理及修习次第的论著。
　　关于密宗义理，藏传佛教各派密法各有侧重，宁玛派以大圆满法为主；噶当派以阿底峡的《灯论》为宗旨；萨迦派以道果法为主；噶举派以大手印法为主；格鲁派的密法和噶当派大体相同。另外，各派密法修习者修哪一部密法、本尊，又有自己的抉择，种类繁多。但各派密法均属于印度密宗金刚乘和时轮教的范围之内。各派密宗教义也以《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金刚顶经》和《时轮金刚根本经》为主要依据。
　　密宗义理可概括为“六大为体”、“五佛五智”、“四曼为相”、“三密为用”及“因、根、究竟”等。
　　任何宗教都有一种对宇宙本源的认识和解释。“六大为体”就是密宗对宇宙本源的解释，密宗认为“六大”（即地、水、火、风、空、识）是大日如来的法身，是构成世界万物的本体。是构成一切物质现象的根源及生存的条件。“六大”为宇宙万有，因而皆具众生心中，而这一点佛与众生体性是相同的。但又认为对宇宙万物的本性的认识，是“诸佛菩萨”之外一切“凡人”（众生）所不能感受和认识到的，“非依如来加持感应之力不能识得”，因此，众生需修“三密”以求清净。
　　“三密为用”是密宗的修习或实证法。依密宗的说法，密宗行者，通过“三密”（身密、口密、意密）感应，就能使“三业”（身业、口业、意业）清净，即依照本尊“三密”的样板，坚持去净自己的“三业”，不须经累世修行，即可“佛身圆满”，而达“即身成佛”。
　　“四曼”就是四种曼陀罗。曼陀罗是梵文音译，意译为“坛”、“坛场”或“中围”，藏语称“吉廓”。在印度，曼陀罗最初是指密宗修密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在修法处筑一圆形或方形的土平台，上绘诸圣之像，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多种形式和类别的曼陀罗。曼陀罗大致可分为四类:大曼陀罗、三昧曼陀罗、羯磨曼陀罗、法曼陀罗。按照密宗典籍的解释，曼陀罗是大日如来加持三昧（即教化众生）之相，修法者在“瑜伽（相应）妙行”中礼赞曼陀罗，即可接受如来“神力加持”，“拂去烦恼罪障之云翳”。这种交通神灵的思维活动，要通过四种曼陀罗的形式和念诵真言来进行，故称“四曼为相”。可见，曼陀罗是密宗修行者在其精神世界里交通“神灵”的一种形式。
　　“五佛五智”的义理出自金刚乘教义。所谓“五佛五智”，主要是讲密宗行者仅仅依靠念诵真言、建立曼陀罗也不能达到“即身成佛”的境界，还必须具有五禅那佛（大日、阿閦、宝生、弥陀、不空）的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就所作智），如果有了这五种“智慧”，虽食肉、饮酒、作男女事也能达到“菩提”（正觉）。“五智”这种概念在金刚乘教义中成了密宗行者成佛的精神要素，并认为具有种种“灵妙”、“种变”之作用。因此，在无上瑜伽密中，以所谓女性之“明妃”来表征“智慧”，搞“慧灌顶”之类的仪式，都依此理而衍生的。
　　关于“因、根、究竟”之义理。“因、根、究竟”实际上是三句话，出自《大日经》住心品中，原话即“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意思是说，欲入密乘道者必须先发“净菩提心”（即自性清净心），是成佛的“因”。密典中讲，若没有此种“心”就没有资格修学密法。其次，还必须具有“救度众生”的“大慈悲心”。因“大悲心”能够扶助各种“功德”使其滋长，所以说“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则是密宗所独有的。这句话可以说给密宗行者开了一切方便之门。“究竟”可当“彻底”、“极尽”讲，“方便”与“善巧”同义。因此，这句话可理解为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怎么有利就怎么干。例如，杀、盗、淫等本来是佛教的根本戒律，但在密宗中以所谓“有余方便”（可理解为“在特殊情况下”）为借口可以不受这些戒律的束缚。菩萨应持不邪淫戒，但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度人、度己，可利用女性为修法道场，这是为了“摄护众生”。
　　密宗义理虽然神秘，但它毕竟是从人类现实社会中产生的一种宗教意识形态。“宗教本身是无内容的，它不是靠天国，而是靠人间生活”。因此，它的一切内容都能从现实社会中找到答案。
　　藏密的修习组织、制度和次第
　　藏传佛教派系众多，各派在密宗修习方面大同小异。现以黄教（格鲁派）为例略作说明。
　　格鲁派提倡显密兼修，先显后密。作为一个学僧进入寺院后，如欲完成显密二宗的全过程，按寺院规定，必须先入显宗扎仓而被编入一个称作度扎的预备班内。这样的学僧称为贝恰瓦，意为读书人。入预备班的贝恰瓦必须首先为自己找一位学经导师，然后在导师指导下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佛学知识。学僧入正班的时间由导师的推荐而定。一旦升入正班，学僧即可按他的年资逐年升级。哲蚌寺有十五级，色拉寺、甘丹寺有十三级。升到最高一班时作为贝恰瓦就到头了。这个最高班级没有年限，但在这个班里必须把作为一名贝恰瓦应该学完的经典全部补齐，经导师推荐和本人向当局申请获准后，才有资格参加格西学位的考试。
　　从修习制度上看，考取格西学位的僧人说明他已完成显宗方面的修习，具备了进修密宗的资格。这时他就可升入三大寺共有的密宗专修机构——上下密院。上密院叫举堆扎仓，下密院叫举麦扎仓。来自外地或三大寺的学过显宗的但没有格西学位的僧人也可参加修习，但只算作附读生。举堆、举麦扎仓各有五个康村，僧员定额为五百人。其修习的主要内容是密集、胜乐、大威德三金刚以及其他一些次要的金刚和护法神修法。
　　举堆、举麦扎仓同样有扎仓、康村两级组织和执事。扎仓堪布任期三年，期满退职后名为堪苏。堪苏候升夏孜却结和绛孜却结，得到这两个职位的人被认为是黄教发祥地的法尊，是甘丹寺的首席，甘丹赤巴的继承人。
　　在西藏佛教中，一个修密行者欲完成密宗道全部修习次第是相当艰难的事情，不少僧人因种种原因中途缀修，而一生老死牗下。

李敖：西藏问题我要赞美共产党

        即使到了国民政府，就蒋介石国民党他们这个时代，他们对西藏的主权，也是很清楚的说是属 于中国的，他们没有说有什么让步，没有这个事情。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爲什么对西藏的权力宣布的那么样的明确，西 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这个还不算，最重要的是大家看，青藏铁路今通车，拉萨火车来了，从青海的省会一直开到了西藏的拉萨，这个铁路通了，七万个工人在氧气不足的地方，最后建造了这个全世界最高的铁路，最难盖的铁路通了。　　我必要从历史的 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在哪里里啊？从此西藏跟我们大陆啊，关系特别紧密起来了，过去只能靠马靠汽车靠飞机，可是那个运输量不能跟火 车比，爲什么那不能跟火车比呢？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每年以观光客人数来看，去西藏九十万人，你要靠飞机、靠马、靠汽车，怎么行呢？　　然后他带给人民币二十五亿的这个利润，观光的利润，就是合成台币也叫做一百亿，有这么大的一个观光利润，西藏从此跟大陆通起来了。过去没有那么通，现 在真的通起来了，原因就是有这个铁路。你讲的这些目的何在？目的告诉大家，没有这种铁路，西藏跟大陆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紧密，有这个铁路以后呢，历史会重 新改写。　　大家看资料，清朝的时候，驻藏大臣的权杖，清朝驻藏大臣。慈禧太后与第十三世的这个达赖喇嘛这么一个像，这是慈禧太后，这么一个造型，这就是达赖喇嘛第十三世，因爲他死的时候，他的脸朝著东北死掉的，所以就朝东北去找这个替身，在两年以后找到了，就是今天的达赖喇嘛。　　宣统二年的时事闻见录，大家看这个，因爲太久了有点，这个纸都有点糟了，看到没有？这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达赖喇嘛怎么来朝，就到中央政府来报到，有这个资料，大家再看这个资料都是这样，这个纸都碎掉了。到了宣统二年，看到没有？　　达赖潜逃不归，爲什么潜逃不归啊，就是这达赖十三他在西藏，他要应付英国人，要应付俄国人，他的处境非常的复杂，他本身也有一些这种权力的独立的欲 望，所以他左摇摆右摇摆，感到非常的爲难，所以只要中央政府一松懈，他就要跑，他就要出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宣统二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情况 了，就有，现在我给大家看到了，看资料，看到什么呢？　　看到我手里拿的这些资料，随便拿，你就好比说，这个是一个是世界屋脊的，谈到西藏这个书洋人写的，随便拿大家看，这也是谈西藏的书，这都是我收藏的就 这些书，再看这些谈西藏的书，这种书啊，英文里面多的不得了，爲什么洋人对我们的西藏，这么感兴趣，爲什么？因爲他们有野心，像英国的军队到西藏，一次一 次这样去啊，他有野心。　　今天达赖喇嘛十四世跑到印度，十万的西藏人跟他到印度，什么人在包养他们啊？就是印度啊，爲什么印度人包养他呢，跟中国作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很清楚的 知道，这个铁路是多么重要，因爲这个铁路才使西藏在地理上在交通上面，跟大陆整个的结合在一起了，才有这个效果，没有这个铁路，还没有这种感觉，铁路出来 以后呢，才有这个效果。　　你谈这些会不会人家觉得说，你李敖觉得西藏明明是在历史上他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比较特殊，你这样说是不是要欺负西藏呢？不是的。我给大家看看一本书，看 看这个资料，你看看，西藏是全世界唯一落伍的，一个用神权统治的地区，我们过去是神权统治，然后才是君权，然后才是民权，现在变成人民的权力，可是西藏还 在神权统治。　　在全世界的地区里面，只有这个地区是这么落伍的，因爲神权统治，所以他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控制著西藏的全部资源。百分之五的人口的领袖，就是达赖喇 嘛他手下的大喇嘛，手下的贵族手下的地主，只占全部西藏人口的百分之五，这批人控制了整个的西藏。他们怎么样对待西藏其它的人，给大家看看一个照片，大家 看一个照片，把手铐脚镣对付西藏人的，手铐脚镣，大家再看，农奴欠了利息不给钱，或者不听话，眼睛挖掉，农奴的眼睛挖掉，挖眼睛的工具还在这里。　　我把这个资料给大家看，证明了一点什么呢？我告诉大家，爲什么我要赞美中国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的地区里面，有这么一个， 比台湾大三十四倍的地方，他是归神权统治，是这样子欺负人的，挖人家眼睛砍人家胳膊的，这么个地区，要不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对他完全没有办法，这么黑暗的 一个地区，这个问题最后被中国共产党解决了。　　今天爲什么我要以这个题目作爲专题跟大家谈的原因，告诉大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解决全世界所有的这么一个独有的神权统治的地区，就是我们中国的西藏。　　清高宗，也就是乾隆皇帝，就曾写过一篇《喇嘛说》来阐述清朝政府对西藏喇嘛转世的看法和做法，他认爲喇嘛转世一说是经不起推敲的，「佛本无生啓有来 世」，但爲了拉拢西藏的佛教徒，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他还是承认了喇嘛转世的这套程序，这证明远在清朝，中国对西藏就有绝对的控制权。　　而民国政府的满蒙委员会会员长吴忠信在达赖十四世举行坐床大典时到场庆贺并主持，更证明了西藏是承认属于民国中央统治的，中国是拥有西藏的主权的。在最近，中国共产党修了一条铁路到了西藏，这就是青藏铁路，它的修建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是让西藏跟中国大陆从此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谁也夺不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五零年代进军西藏，解决了那里的神权统治问题，如今，又通过各种方法让西藏更牢固地掌握在中国手中，真是了不起，这就是我要赞美中国共产党的地方。

美国小伙罗布特：多次往返于西藏愿意一辈子生活在拉萨

        冬天，在北京开往拉萨的T27次列车上，乘客们完全感受不到春运的压力。列车穿过青藏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金色的朝阳洒落在白雪皑皑的高原上。乘客坐在温暖舒适的车厢里，欣赏着窗外的千山暮雪，是何等惬意！　　在这人数寥寥的车厢里，一位特殊的游客吸引了我。他正在和一群放假回家的学生们用汉英双语“侃大山”。他就是来自美国的游客——罗布特。　　罗布特用熟练的“老外腔的汉语”向我进行自我介绍：“我很爱拉萨，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友善，景色也非常迷人。我去过很多国家的很多城市，不过拉萨还是我 最喜欢的城市。我已经来过拉萨六次了，还是非常喜欢再到拉萨。拉萨的姑娘都非常漂亮，小伙子们也非常帅！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每次来到拉萨，我的心情就会非 常好！” 　多次进藏的经历，让罗布特爱上了布达拉，爱上了大昭寺，爱上了八角街，爱上了藏族艺术，爱上了拉萨姑娘，爱上了藏餐。　　罗布特自豪地告诉我，他的藏语名字叫“罗布”，意思是“宝贝”。是他的藏族朋友给他取的。因为他的性格开朗，朋友们都非常喜欢这位“宝贝”。　　罗布特用英语告诉我，他喜欢在冬天来到拉萨，体验不一样的拉萨风情。每每看到朝圣的信徒，他们的虔诚都让自己非常震撼。悠闲的午后，窝在藏式茶馆里， 享受着香甜温热的甜茶，翻翻里面的留言簿，看看来来往往的人，让自己的思绪肆意地飞扬，温暖的阳光沐浴在全身，这样的生活状态是最舒服的。　　“拉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房子都非常漂亮，街道也非常干净整洁。人们都非常友善可爱。我愿意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厌倦！”这个美国小伙感慨地说。

西藏宗教事业稳定发展 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和平解放60年来，中央专门制定了多项政策，促进西藏宗教事业稳定发展，充分保障各族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西藏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中央政府先后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拨出专款用于寺庙的维修、修复和保护。资料显示，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国家共投资3亿多元帮助西藏修复开放了1400多座寺庙。其中，从1989年到1994年，国家拨出5500万元和大量黄金、白银等物资，对布达拉宫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维修。而2002年实施的包括布达拉宫二期维修在内的三大文物维修工程，历时7年，总投资达到了3．8亿元。2008年起，国家又投入5．7亿元实施“十一五”文物维修保护工程，至此国家对西藏文物维修的总投入已达到近13亿元。

　　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藏传佛教寺庙1700多处，住寺僧尼4．6万余人。此外，西藏还有部分群众信仰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各种宗教活动在西藏正常进行，信教群众的宗教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信教自由得到充分尊重。

　　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了国家和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的尊重。1992年，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的继任；1995年，西藏自治区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经过金瓶掣签，报请国务院批准，完成了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和坐床。西藏民主改革后，经过国家和西藏自治区批准继任的活佛共30余位。

　　此外，国家在北京开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专门培养藏传佛教的高级人才，还建立了藏传佛教学衔工作指导委员会，确立了藏传佛教的学衔制度。截至2010年，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已授予66名学员“拓然巴”高级学衔。

古韵今辉五彩西藏

        五色经幡迎风招展，西藏文化神秘博大。

　　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新纪元。和平解放60年来，西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弘扬，文化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群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产业蓄势待发，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把西藏建设成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近年来，西藏全面启动文化兴区、文化强区、文化富区、文化稳区的战略，正加速推进由文化资源大区向文化发展强区的跨越。

　　民族传统有效保护　民族文化大力弘扬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特别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西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漫步拉萨，游人眼中的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罗布林卡秀美多姿。6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文物保护资金14亿余元（含西藏博物馆建设资金1亿元），先后实施了布达拉宫（一期、二期）、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和“十一五”22处重点文物保护工程，西藏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和积极利用。

　　目前，全区已有各类文物点4000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个，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2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84处。拉萨市、日喀则市和江孜县3座城市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94年12月，布达拉宫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大昭寺、罗布林卡被列入其扩展项目。

　　不久前辞世的90岁老人桑珠生前创造了一项新纪录：他说唱的《格萨尔王传》录音已达2000多小时，整理并公开出版了37本，不久将出齐45部。

　　这部世界著名史诗自古主要由民间说唱艺人口头相传，民间散落着为数甚少的手抄本，面临着失传的危险。1979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了抢救、整理《格萨尔王传》的专门机构，进行全面搜集、采录、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现已正式出版藏文本70余部，总印数300余万册，使这一长期零散传唱的口头文学变成了一部系统完整、被称为“世界史诗之王”的文学巨著。

　　以《格萨尔王传》为代表，近几十年来，西藏的民间传统文化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有效保护和传承。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一批进藏的各族文艺工作者与藏族文艺工作者一道，收集了大批音乐、舞蹈、民间故事、谚语、民谣等资料，陆续整理出版了《西藏歌谣》、《西藏民间音乐囊玛》等一批文艺书籍。

　　八十年代初以来，自治区展开了历史上空前的民间文化遗产普查、搜集、整理、研究和编纂出版工作。截止目前，共收集各种音乐、歌曲、曲艺10000多首，文字资料3000多万字，录制了大量音像资料，拍摄图片近万幅。诸多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抢救和有效保护。

　　九十年代以来，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展开。目前，全区有非遗项目800多个，传统戏剧演出机构80多个、传承人1177名。目前，从佛教音乐、传统音乐、舞蹈、藏戏，到藏族帮典、卡垫织造等，各传统行业名家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传承发展着藏族传统文化。

　　旧西藏没有任何现代意义的藏学研究，如今西藏的藏学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大大突破了藏族传统文化“大小五明”的范围，涵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部分基本学科，成为对西藏社会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宏大的学科体系。据统计，中国现有50余家藏学研究机构1000多名专家学者。

　　文化基础设施惠及百姓　 群众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西藏和平解放前，文化被极少数上层僧侣和达官贵人所垄断，全区没有一座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场所，没有一项针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活动，人民群众根本谈不上享受文化的权利。

　　和平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不断加大投入，累计投资7.8亿元，巩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努力保障各族群众的文化权益。目前，西藏已建成各级群众艺术馆、综合文化馆和文化站400多个。

　　“要让各族群众都能享受到公共文化服务。”西藏文化厅副厅长张治中说，在中央政府的扶助下，西藏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流动舞台车工程”、“送书下乡工程”、“送戏下乡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相继实施。

　　“自从村里有了农家书屋，我有空就来看书读报，生活不再枯燥烦闷。”林芝县布久乡仲果村村民卓玛高兴得说。“十一五”期间，西藏建起了2000个“以农牧民为主、以藏文读物为主、以普及通俗为主、以实用效益为主”的农(牧)家书屋，每个书屋配有出版物948种、2680册(盘)，每年还对出版物进行更新和补充。农牧民得以更好的了解党的方针政策、掌握科学实用技术、提高致富能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在西藏广大农牧区，“看电影”不再难。全区现有农牧区放映队478个、放映点7697个，电影放映已覆盖到98％的行政村，全区农牧民每月人均看电影1.64场。

　　《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的光辉》……每当这些歌曲响起，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着旋律哼唱。西藏和平解放后，自治区相继成立了歌舞团、藏剧团、话剧团等各类专业艺术团体，在继承藏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创作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1959年以后，翻身农奴在广大城乡纷纷成立业余歌舞队和藏戏队，自编自演了众多反映新生活的节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藏专业艺术团体不断加大艺术创作生产力度，创作上演了京剧与藏戏《文成公主》，大型歌舞《多彩哈达》、《天上西藏》，话剧《扎西岗》、新编藏戏《多雄的春天》等艺术精品，在国际国内连获大奖。

　　目前，西藏全区有10个专业文艺团体，19支县级民间艺术团、5个少年儿童艺术团、500余个基层业余文艺演出队和藏戏演出队。他们常年活跃在基层，源源不断地给农牧民群众送去精神食粮。

　　全区职工文艺调演、老年文艺调演、少儿文艺调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群众性大型红歌演唱会、农牧区群众文艺展演等示范性群众文化活动定期举办，丰富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

　　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艺术节、山南雅砻艺术节、林芝大峡谷旅游文化节、昌都康巴艺术节、阿里象雄文化艺术节、那曲恰青赛马节……各地的特色文化节庆活动，正成为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也吸引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

　　文化产业全面起步　文化交流不断扩大

　　和平解放前，进藏出藏难于登天。西藏被称为“秘境”。

　　六十年来，随着公路、民航条条“天路”的开通，“秘境”不再难以到达，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后，西藏旅游业更是呈现“井喷”现象。

　　在旅游的拉动下，西藏文化产业迅速兴起。旅游干线周边的县、乡、村，积极创办旅游渡假村、文化大院、农家乐、藏家乐、休闲林卡等，将民族民间文化推向市场，既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拓宽了农牧民群众增收的渠道。

　　一进入拉萨市娘热民俗风情园，藏族独有的民风民俗扑面而来：原始的榨油房、水磨坊……西藏各种生产、生活器具，古朴神秘、独具特色，让人流连忘返。

　　绚丽多彩的服装、高亢入云的歌声、曼妙多姿的舞蹈……看完大型原生态歌舞《幸福在路上》，走出剧场的观众连呼过瘾，都想再看一场。据介绍，《幸福在路上》2010年累计演出200多场次，观众5万多人，创收300多万。像《幸福在路上》一样，近年来西藏民族歌舞《喜玛朗雅》、《五彩西藏》、《雪域放歌》、《珠峰彩虹》、《雅鲁藏布情》、《西藏韵》等大批演艺产品，陆续投放市场，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拉萨市一家藏香企业生产制作车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馥郁悠长香气中信步走来，欣赏工人纯手工制作藏香的整个制作流程。原汁原味的展示过程令人心旷神怡，游客们既能了解藏香文化的历史，又增添了对产品质量的信任。

　　2010年5月27日，总投资4.8亿元、拉萨市乃至全区最大的一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达孜县吞米岭藏艺文博园奠基开工，计划于2014年底竣工。建成后，文博园将集中展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年接待游客将达到80万人次，提供就业岗位1000个。

　　张治中说，西藏文化产业已进入了全面起步的新阶段，正成为西藏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全区文化经营实体已经从2002年的910家发展到现在近3000家，从业人员已从2002年的几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30000人，实现税收每年1000余万元。

　　西藏不断加大国际间文化交流。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多国举办了“雪域藏珍—中国西藏文物展”、中国西藏文化周等活动，所到之处反响热烈，有效地弘扬了西藏民族优秀文化，有力地回击了达赖集团鼓吹的西藏文化灭绝论。“十一五”以来，自治区先后派出团（组）200余个，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110多个城市进行文化交流演出和展览。累计演出120多场，观众500多万人次，举办书展130场。优秀藏民族文化的全面、多元展示让全世界感知西藏、了解西藏、体验西藏。

　　西藏独有的文化符号，从唐卡、藏香、藏餐、音乐到文学，不仅吸引人们到西藏去，也被喜爱西藏文化的人带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古老、神秘、独树一帜的西藏文化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和了解，并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共鸣。

　　随着西藏文化不断走出去，未来，全世界都将更多地从西藏文化中吸取养分，滋养心灵。

西藏是怎样和平解放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说说西藏的主权归属：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后，达赖集团为了推卸和逃脱其罪责，不惜散布谣言，编造历史，蛊惑人心。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主权归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藏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帝国主义是如何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是怎样实现和平解放的？1959年西藏叛乱是怎样发生的？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为了帮助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今天开始，本站在新闻版开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专栏，逐一解答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敬请关注。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说说西藏的主权归属：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后，达赖集团为了推卸和逃脱其罪责，不惜散布谣言，编造历史，蛊惑人心。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主权归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藏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帝国主义是如何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是怎样实现和平解放的？1959年西藏叛乱是怎样发生的？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为了帮助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今天开始，本站在新闻版开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专栏，逐一解答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敬请关注。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3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判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30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1989年，在新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旧西藏“政教合一”实质是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在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下，寺院不仅在政治上充当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在经济文化上亦拥有不可置否的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度的实质就是政教二权合而为一，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以及民间事务都以佛教的教义为基本准则，并把服从宗教领袖，遵循佛教教义当作是最高原则。也即达赖集团所谓的“最后的仲裁者是达赖喇嘛”。旧西藏是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公认的事实，绝非达赖集团几句“自给自足、佃农相当富裕、没有饥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就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

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正是十四世达赖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西藏各族人民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得到保护，各种宗教活动正常有序，宗教信仰政策以及宗教文物遗迹保护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对这些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事实，十四世达赖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大肆造谣，四处诽谤，恶毒攻击。其实从十四世达赖破坏和干扰活佛转世、扰乱正常宗教活动和学经活动、迫害异己信仰者的行径中，就不难看出，真正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十四世达赖自己。

“流亡政府”新头目的困境 [博讯论坛]

      有报道披露，西藏“流亡政府”的那个新头目曾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去年上任后，“转型非常顺利”。　　而事实如何呢？据我们所知，他从上任到现在，的确是马不停蹄，急于拿出“政绩”，好向他的主子们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刚一“上台”，他便 四处奔走，不时抛出“雷人雷语”；四川藏区出现“聚集打砸”事件后，他更频繁地在西方媒体面前亮相，呼吁“声援西藏”；藏历水龙年前，他还不消停，到处鼓 噪水龙年是“大黑年”，煽动藏胞“不过藏历新年”等等。但可惜的是，所得成效甚微。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领导”不灵光　　众所周知，这位新头目就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前，乃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还曾是藏青会的主席。无论当初达赖喇嘛出于何种考虑，在“民主选举”的外衣 下将其扶上此位，他在达赖身边众老臣中的威信是颇受质疑的；加之其从未到过西藏，境内藏人对他认知有限，而他的“政治领导”能力更是无人敢恭维。　　为了尽快做出政绩，稳定各方情绪，“上台”后，他便以各种方式煽动境内藏人，以期扰乱藏区局势，迫使中国政府与其接触商谈，完成他就职时的“承诺”。　　不幸地是，不论他如何在藏区挑动事端，在国际上制造中国的负面声音，他的如意算盘仍和他的前任一样一再落空。　　至于如何过藏历年，从叫嚷“过大黑年”到“抵制过藏历年”，他在“牺牲传统”与“滋扰生事”的把戏中不断变换花样，但这一鼓噪仍无果而终。　　据多维新闻报 道，新年期间，藏族群众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俗及宗教活动。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藏族人民穿上节日盛装，以独特的民族风俗除旧岁，迎新年。期间，文艺演出、马 术表演、休闲购物、家庭团聚，乃至燃放烟花爆竹，不知让多少藏胞笑脸绽放。不少拉萨居民说，今年的喜庆气氛，“感觉甚至比去年还要好”。面对西藏的欢乐和 藏胞的微笑，不知这位达赖的接班人作何感想？
二、“西方政要”不买账　　借助达赖喇嘛的名声和其在西方多年“化缘”累积的诸多“资本”，这位哈佛博士在上台之初，便有幸尾随达赖并被他引荐给诸多西方政要；达赖“退休”后，他不敢懈怠，动辄接受西方媒体采访，遇“事”便向西方议会求援。　　但让他颇感难堪的是，中国藏区出现“聚集打砸”和自焚事件后，尽管他和“流亡政府”极力渲染，但西方政要却集体反应克制。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范恩 斯坦为代表的6名议员对藏人事件表示关注，并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草案，称“应敦促中国政府减少对民众宗教信仰的控制，并立即展开同达赖喇嘛的对话”。但 是，美国政府对此事小心翼翼，至今未宣布通过该草案。经济不景气的澳洲、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洲国家自然也唯美国马首是瞻，令幻想以激进方式谋求中国藏区 “突变”的他十分尴尬。　　凡此种种，这位达兰萨拉的新面孔称之的“转型非常顺利”，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自嘲，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自我欣赏”。　　尽管达赖目前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有心无力，对其“接班人”的表现“无动于衷”。但其结果显而易见，这位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人，必然会继续碰壁，并可能遭至西方世界的反感；而达赖也可能因用人不贤、识人不淑，最终落得个晚节不保。

七问达赖喇嘛 为何鼓动自焚筑“柏林墙”[博讯论坛]

     
     按：戒杀戒妄、护国利生是包括藏传佛教在内世界各大宗教、各个派系共同奉守的基本准则。敬畏生命、尊重事实，既是佛门清规的要求，也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回顾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近年来的若干言行，笔者忍不住就此发问。

　　一问达赖：为何蓄意鼓动藏人自焚？

　　2012年2月22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主持晨祷仪式时，“呼吁”藏人“祭奠那些自焚的英雄们”，不要庆祝藏历新年。

　　笔者不禁问，达赖为一些“自焚”者而要所有藏人不得庆祝新年，不是蓄意鼓励藏人自焚又是什么？

　　藏历新年已有千余年历史，是藏民族风俗、习惯、情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勤劳的藏族人民合家欢聚、品味传统的日子。每逢年节，寻常藏族百姓家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辛劳一年的人们从中获得最大的精神抚慰。“自焚”是一种极端的生命终结方式，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地方、任何团体、任何势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策动所谓“自焚”，都会遭到抨击和唾弃。

　　1994年联合国《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称，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某些人中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辩护的。从2008年“3·14事件”到近期的“自焚”，哪一件不是蓄谋已久，哪一件不是以牺牲寻常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代价？达赖把个别藏人“自焚”的价值等同于与整个藏民族的新年幸福，不是在煽动、怂恿继续自焚又是什么？

　　佛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反算一下，达赖利用自己的威名，蛊惑多少生命提前终止，就算达赖造得寺庙千座万座，又岂能抵得过屡次教唆杀生造下的恶业？

　　二问达赖：谁在灭绝西藏文化？

　　2011年11月，达赖在日本宣称，近期发生的藏传佛教僧侣“自焚”事件，“背后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灭绝政策”。

　　关于什么是“西藏文化”，达赖有一个逻辑：西藏文化就是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就是格鲁派文化，格鲁派文化就是达赖一切说了算的“达赖文化”。换言之，只要与达赖的想法不一样，就是“灭绝西藏文化”。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达赖还真是农奴主心结不减，把西藏视为家产，把西藏人民视为自己的奴隶。

　　有学者指出，“达赖所讲的被破坏的西藏文化，指的就是神职人员的绝对特权。在达赖的眼里，一旦普通藏民掌握了文化，就破坏了神权管理下森严的等级制度。”信哉斯言！

　　西藏文化多元多层，既有宗教文化，也有世俗文化；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文化；既有藏民族文化，也有中原儒家文化、蒙古族、满族等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更不用说“达赖文化”、格鲁派文化，从来都不是西藏文化的唯一内容。

　　达赖挖空心思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无非想欺骗世人，使其以为发展了格鲁派文化就是发展了西藏文化的全部。这才是对西藏文化最大的“灭绝”！

　　笔者认为，达赖“文化灭绝论”的葫芦里，卖的无非是这么一剂药：满足一心想望“西藏独立”者的需求，挑起某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施压的冲动”，最终达到复活旧西藏农奴制、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

　　三问达赖：中国和西藏历史上是“供施关系”吗？

　　达赖在其“转世声明”中称，十三世达赖认证时，西藏与满清之间的“供施关系”尚未断裂。言下之意，历史上中国和西藏是所谓“供施关系”而非隶属关系。

　　纵览清史，笔者不禁疑惑，这个号称继承了前世记忆的十四世达赖，为何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上就能突然“失忆”、白日说谎呢？是否真的像有人猜测的那样，眼前这个达赖是个如真包换的假货呢！

　　笔者乐善好施，不介意以提问的方式，帮助达赖恢复一下记忆：既然从你开始就和中央政府没了“供施关系”，还为啥对驻藏大臣那么客气，遇事即报，寻求人家支持呢？还记得你的前世，试图绕过驻藏大臣向皇帝直接奏事被断然拒绝吗？这些事体，相信在向你转生的最后一刻你的前世都不会忘记，你该不会只在这些事上陡然失忆，翻脸不认账吧？不论做人、做事、做喇嘛、做达赖，想必都不至于此！

　　还奉劝一句，如果真的是“供施关系”、没有金瓶掣签的话，你和你的前世就不可能存在，也根本不可能有你今天的这一回“演出”。现在社会上流行“穿越”，你真该往回“穿越”一把，复习一下前世，就会实话实说了。

　　四问达赖：为何要筑起民族对立的“柏林墙”？

　　2011年7月，达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称，“自从柏林墙倒了之后”，“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国王，或者精神领袖”，一副“卫士”的架势。

　　笔者注意到，达赖2008年11月“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称，未来的“自治机关”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公然叫嚣将非藏族居民驱逐出西藏。与此同时，达赖及其亲随开足马力鼓噪所谓“藏汉友好”，与一群爹抛娘弃的无良学者拼凑“友好协会”。两相对照，达赖两面三刀、能骗一个是一个的惯常伎俩，再次显露无遗，真正用意更是昭然若揭。

　　准确地说，达赖是打着所谓“自治”的旗号骗取同情，为有朝一日复辟农奴制后推行种族清洗铺路垫土；举着“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筑起种族隔离和民族仇恨的“柏林墙”。

　　鉴史知今，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五问达赖：你在为谁代言？

　　2010年2月18日，达赖窜访美国时称，“我有责任为600万藏人代言。”还一次又一次公开为自己戴上“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的高帽。笔者不禁要问，这个花着美国的钞票、家里好几口子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达赖，真的会为藏族同胞代言吗？

　　不妨换个角度，看看这个达赖在为谁代言，就知道他不会为谁代言了。

　　2009年11月22日，达赖在印度说自己是“印度之子”，把生他养他的人民和土地弃若敝履。为了给“爹”献礼，达赖一次又一次公开宣称山南地区属于印度，甚至狂言印度比中国更有资格主张对西藏的主权。

　　达赖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西藏的山川土地、牲畜牛羊尽为其有，各级官员俯首听命，农奴和奴隶任其买卖。随其叛逃的众“噶伦”中，多为镇压进步藏民、屠杀爱国藏胞的刽子手。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中，有几个是出身寒门的普通藏民？

　　再看“流亡藏人”社区，残旧、破败的景象入目皆是，藏胞们过着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生活，与国内亲人的生活根本无法相比。难道这他们想要的被达赖“代表”的结果吗？

　　美国的钞票、印度的儿子、曾经的大农奴主……种种基因，牢牢决定了达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没有办法不为外国主子、不为封建农奴制代言。达赖在叛逃之前，从没想到过“民主”、“选举”、“代言”，如今则“热衷”不已，不是有病，就是有鬼！

　　笔者认为，要达赖为藏胞“代言”，也有可能性，就他的身体发生“基因突变”。此处有个不错的主意：达赖不妨在窜访的同时，寻找有没有能促成基因突变的新技术，帮助改写了他的农奴主和叛国者基因图谱后，再来“代言”不迟。

　　六问达赖：你在为谁祈福？

　　关于“自焚者”，达赖不断说，自己“钦佩”他们的勇气，并为他们“祈福”。以达赖的宗教地位而“钦佩”并且“祈福”，对信众来讲，无疑是被要求追随“榜样”，寻找被达赖“钦佩”的机会。方法达赖已经指出“自焚”。

　　祈福于宗教是常事，但若心地乖张，用意卑劣，其表壳之下蠕动的就是诅咒。那么，达赖“祈”的是什么“福”呢？

　　日本地震、印尼海啸、台湾风灾……乍一看，达赖似乎干了不少“祈福”的活。但笔者注意到，一旦涉及美国等主子的利益，不管生灵如何涂炭、平民如何丧命，达赖必定三缄其口。比如最近发生的美军射杀十多名阿富汗妇孺事件，达赖连一个字都不敢说，何等的乖巧！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数万生命顷刻陨落，许多藏族同胞生死未卜。达赖当月15日窜访德国，却对这一人类劫难只字不提，哪怕其中正在经受肉体和心灵剧痛的藏族同胞，也不曾表达一丝同情。知情人说，达赖那时狂喜莫名，表现出了“真实的失态”。青海玉树地震，达赖除了几句“念词”外一毛不拔，是中央政府的巨大投入，帮助受灾藏民迅速重建家园。

　　说到底，达赖的“祈福法会”是秀自己的“政治法会”，甚至头上那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假发的真假虚实，达赖自己门儿清，大家也心明眼亮。他的涂了迷彩的“祈福”，正在颜色剥落、内里不时败露。

　　七问达赖：你因何为网友所不齿？

　　自有“自焚”以来，每有发生，必有达赖或其手下组织“法会”、“集会”、“受访”先行。中国网友对此洞若观火。

　　如不少网友所言，达赖等以教干政，以僧干政，本就为文明社会所不允，为各国政治通例所反对。旧西藏农奴制，是世界上最为黑暗、落后、野蛮、残忍的制度之一，是早被摒弃的历史污垢。达赖所图，无非借主子们赐给的“民主”、“选举”、“和平奖”等幌子，外行障眼之法，内藏复辟农奴制之实。历史不会答应，人民不会答应。

　　网友的呼声是民意的宣示。笔者也是网友，也在此发上一问：达赖知道自己因何为网友所不齿吗？

　　首先，达赖根本没有资格。一个六十年前地球最后的封建农奴制之一的魁首，骨子里无比眷恋特权意识、以奴役剥削民众为生的、家里金银成山的居于权力顶端的僧人，能指望他突然“开悟”，向“子民”们低头并和他们一起“民主”起来吗？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达赖在旧西藏的所作所为，连希特勒都相形见绌。一些西方势力别有用心，想把西藏“保护”起来，恨不得让它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绝缘”，正与达赖所图不谋而合。

　　笔者奉劝达赖，你已年逾古稀，继续与国家、与人民为敌，最后难免落一孤魂野鬼下场。有网友说得好，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大团结，“藏独”翻不了天！

　　有网友写了一个段子，转给达赖和他的主子们“共勉”：

　　我问上帝：西藏何时能独立！？上帝说：地球毁灭前没有可能！我又问：那某国人为什么还这样胡闹？上帝说：它们无知、无聊、无人性！我说：那你不能管管吗？上帝说：我只管人的事，畜生们的事不归我管！我又问：那总得有管它们的啊！上帝不屑地说：你找那个美藉“自由女巫”去管吧。我说：是总在海边站着已湿身还装腔作势的那个女人吗！？上帝说：不是它是谁！我心想：切！它能成吗.......

印度外长:不许任何势力利用印领土反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访的印度外长克里希纳。克里希纳表示，印度政府积极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印中友好合作关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印度领土从事任何反华活动。
周永康说，2010年中印建交60周年之际，我应邀访印，同辛格总理和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等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友好、深入的沟通交流，与外长阁下一同出席了第二次中印关系研讨会，感受到了印度人民的热情友好，看到了中印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
　　周永康表示，21世纪应当成为一个和平、友好、合作的世纪。中印作为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希望双方加强政治互信，扩大人员交流往来，妥善处理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共同维护中印边境安宁和谐，拓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制造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确保到2015年实现双边贸易额1000亿美元的目标，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西藏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坚决依法惩治“藏独”分裂行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赞赏印度政府在此问题上对中方的坚定支持。

上海佛教徒：“反对达赖喇嘛破坏祖国统一”

       正值周末，“和美西藏”美术作品大赛上海展区迎来了又一个参展的小高峰，许多上海市民放弃周末的休息，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成山路的上海民族民俗民间文化博览馆，享受西藏绘画艺术带给他们的愉悦。

　　在参展的人群中，50多岁的王女士在一副作品前仔细端看，记者通过交谈了解到，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对西藏具有深厚的感情。由于身体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没有去过西藏，但在她的眼里，西藏是一片圣地。


王女士近照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虽然没去过西藏，但怀着一颗对佛祖的虔诚心、恭敬心，先后7次朝觐了佛教圣地五台山。她认为，对佛教的皈依能够让她找到真实的自我和人生的快乐。酷爱摄影的她非常关注西藏题材的摄影作品，尤其是对本届画展中的许多作品有点似曾相识的感。缘起许多作品都非常写实，真实的反映了西藏的雄伟壮观、神奇瑰丽自然风光和淳朴厚重的风土人情,许多作品都带给她心灵的震撼！她说一定要努力争取去一次西藏，去亲身贴近一下这块精神的圣地。

　　王女士说，宗教人士应当潜心于修行，宗教是不应参与到政治当中去的。虽然自己是佛教徒，但是坚决拥护祖国的统一。她说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我们是尊敬的；但如果做有损祖国统一的事情，我们是坚决反对的。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自裁的罪过

    　从中国藏传佛教的理论来讲，任何人如若自己结果自己既自裁、自杀，是一种罪过或者罪孽极深的行为，是万万不可为。所述自裁类型也颇多，如：自焚、跳河、服毒、自缢、用刀、枪类器械自杀等，不论采用何种自杀方式自裁，其罪过为投胎暇满人之身极其困难。

　　首先，宗喀巴大师说：“暇满人之身胜似如意宝，得此至宝仅为此一生。”多次讲述今生得以暇满人之身极不易，如此宝贵人身如果葬送于自己的手中，获损毁暇满人之身之罪。

　　其次，佛教是尽弃一切恶念，怀柔慈悲之心的宗教，与外道的区别也在于无害他之心，这是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佛云：“如此害他所为非修善也”，很多佛经里也有诸如此类的教诫。

　　再次，自裁违反了皈依三学处，在《皈依三学处》中说：皈依正法要尽弃损害众生之为。那为何自裁为害他之行为呢？有诸多佛理和原因可说明自裁为害他行为，人的身体有很多寄生虫，人死这些寄生虫也无法生存，如此你犯了杀生之罪，此为害他之行为。人的身体里有很多寄生虫的说法并不单单是佛经所说，在科学仪器显微镜下清楚可见。

　　最后，自裁行为违反了佛云《契经》，也违反了《续部》，在《续部》中说：自裁罪过极大，与杀神仙等罪，连续九代不能转人世。总之自杀是反佛教，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

　　综上所述，凡是习修藏传佛教的信徒都明知自裁是极其不该的愚蠢行为，作为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我们必须牢记佛经教诲，怀柔大慈大悲之心，杜绝自裁行为，这也是我们应承担的责任。

图登克珠：西藏的孩子没理由不幸福

     　当飞机的起落架稳稳地落在首都机场跑道的那一刻，透过机窗看到熟悉的航站楼，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图登克珠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我感到欣慰的是，过去的9年里，我所提的60多份提案不仅都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答复，而且每一份提案中的建议都已基本实现。建议实现的背后，确实记录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变迁的轨迹。”　

　　2003年全国两会上，图登克珠建议在西藏建一个藏学博士点。提案递交上去不久，国家相关领导、教育部随即批示。如今，藏学博士点经过3年的建设期，今年暑假将要接受第一次验收评估。想到这些，图登克珠内心很激动。　

　　和往年全国两会一样，自3月1日进驻两会驻地，图登克珠几乎每天晚上写提案到深夜。他说：“今年是本届政协届满的一年，所以，我写了18份提案，希望能为西藏的进一步发展建言献策。”　
　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人，图登克珠对于家乡的变化有着最为直观的感受。9年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只要节假日，他都会下乡调研。这些年，图登克珠的足迹几乎遍布西藏的7个地区50多个县。“我了解西藏的山山水水，很多西藏百姓认识我，”图登克珠风趣地说，“我是一个遗失了还能及时找到的人。”与很多人不同，他的手机界面上，既不是妻子的照片，也不是孩子的照片，更不是风景照，而是他的个人照。正因为有了这张个人照，他的手机曾几次遗失又都被人主动送了回来。　

　　“现在，每次应邀去国外出访，我都很自信。这种自信来源于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藏，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政府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在全国可能是数一数二的。比如说，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如果辍学，其父母、学校，包括班级的负责人还有地区教育局都要接受处罚，甚至政府给家庭的农资补贴等优惠政策或扶持资金都享受不到。因此，没有家长敢让学生放下学业回家放羊，不管家里再怎么缺少劳动力都不会这样做。”图登克珠说，不管去西藏的什么地方，最好的建筑都是学校。　

　　“我父母是文盲，培养出一个大学教授，这是一个飞跃。其实，这种飞跃就是近20年西藏变化的缩影。今天西藏的孩子，没有理由不幸福！”图登克珠说，“上世纪70年代上学时，条件很差，学校没有课桌椅，我们上课都是在土坯房的教室里盘腿而坐，老师每堂课只能用两支粉笔。而今，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学校有的设施设备，我们这里都有了，而且藏族学生上学实行包吃包住包学费，学生吃、住、用几乎都是国家包办。虽然西藏义务教育阶段的水平与内地可能还有点差距，但在入学率方面并不比内地差。”　

　　但是，在图登克珠看来，西藏教育体系中存在的困难依然不少，如何提升教育质量是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图登克珠说：“首先是基础教育的教育质量问题。像我们这一代教师，学历相对还是比较低的，需要持久地加强对教师的培训。而且，在西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能完全照搬内地或国外的教学方法，要学会因地制宜开展西藏教育。这些都需要我们这些代表委员不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归国藏胞：西藏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在藏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西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驻墨竹工卡县塔巴村工作队，亲切看望慰问了归国定居藏胞热登索朗，向他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节日的祝福，并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慰问中，工作队向热登索朗全面介绍了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局势稳定和区党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热登索朗的生活、工作、子女上学等情况。希望热登索朗继续关心家乡的发展，为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积极贡献。

　　热登索朗说：“我虽然归国不久，但亲眼目睹了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目睹了农牧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生活。”他表示，将用实际行动全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家乡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新贡献。

达赖到台湾 是救灾还是酿灾？

     台湾民进党的陈菊表示：“台湾遭逢重大灾害，如果能得到达赖的抚慰及人道关怀，必然能鼓舞灾民，加速心灵及灾区的重建。”而国民党文传会主委李建荣的发言则表示：“对于民进党方面的讯息，毫无所悉，也不了解民进党邀请的动机为何。”
台湾岛内遭逢水灾重伤，由于救灾不力，导致骂声连连，此际国民党当局当然不方便一下子点破民进党邀请达赖访台的真正用意。但是，稍微有一点宗教常识的台湾民众都晓得，如果按照信徒人口比例，岛内最主要的民间信仰是道教（妈祖），其次是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再怎么样，岛内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也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再看民进党核心骨干成员，大多数也是信奉道教、佛教、基督教，绝少信仰藏传佛教的。如果陈菊果真是为了所谓“鼓舞灾民，加速心灵及灾区的重建”而邀请达赖，那她为何不请妈祖菩萨来台湾？为什么不邀请基督教著名的布道家来台湾？而是要请达赖？为什么？究其根底，陈菊这些人找达赖到台湾的根本目的，自然绝对不是为了宗教目的，更不是为了什么“鼓舞灾民，加速心灵及灾区的重建”！
国民党发言人说“不了解民进党邀请达赖的动机为何”，聪明如李建荣者，岂会不知陈菊等人昭然若揭的政治意含！陈菊等人邀请达赖实乃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援引“藏独”头面人物，来台湾为“台独”“弘法”、“灌顶”，意欲拉拢“藏独”，与“台独”形成联盟关系；一方面又可借机离间台北与北京的关系，让马英九雪上加霜，穷于应付。如果马英九不放达赖入境，那么绿营更可藉此炒作新闻，再为马英九罗织一条莫须有的罪名。
除此之外，更应看到达赖窜访台湾背后的美国因素。两大之间难为小。台湾长期以来，仰赖美国的鼻息，视美国为大老板，早在马英九上台之前就这样了。美国以黑社会老大的姿态，年年要台湾交“保护费”(拿巨款去买他们的过时库存武器)，把太平洋当成他的后院湖泊，视台湾为地缘政治的前沿防线，如此态势已经维持了一甲子岁月了。马英九上台之后，为了扭转绿色执政时代偏颇的两岸政策，为了解决台湾的经济困局，开始大幅修正和大陆之间的关系，而大陆也很慷慨地提供各种优厚条件，向岛内民众展现骨肉一家亲的诚意。美国表面不吭声，心里多多少少感觉不是滋味。北方的日本，也同感惴惴不安。
大家回忆一下，民进党人士及亲绿商人，邀请达赖访台之前，台湾有一位外交部次长夏立言，发了一份公文婉拒美国援助救灾，这份公文曝光之后，被民进党和传媒逼得鞠躬下台。大家想想看，台湾近期几个部长和院长，被传媒骂到满头包，也还没下台，可夏立言不过为了一份公文，就黯然辞职，夏立言是不是代人受过？这是小问题，大问题是谁泄了那份公文的密。全世界各国的外交公文都是机密文件，全世界各国的外交使领馆都有本国情报官员负责安全，很多外交官和情报单位关系密切。重要文件怎么会外泄？谁泄的底？这是否意味着台湾外交单位已被美国全盘渗透？（光凭媒体是拿不到机密公文的！）
达赖访台，表面上是绿营人士及亲绿商人所为，但人们似乎忽略美国在这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设若达赖访台有美国因素介入，马英九是不是更加难以招架？更是两大之间难为小，更必须被迫同意让达赖入境。
由此可见，达赖到底是一枚任美国摆布的棋子，去台湾只是祸害当地人民。国民党立委邱毅说：“达赖在台湾有多少人信他？台湾有多少人信密宗？达赖所代表的神在台湾有用吗？可以庇护台湾吗？达赖的到来对台湾有任何帮助吗？难道台湾的星云、证严都比不上达赖吗？”邱毅并强调：“如果真的喜欢请神，请三太子也行啊！请济公也行啊！干嘛一定请达赖啊？”国民党立委罗淑蕾则强调，“原住民这次受创最深，原住民都是信天主教、基督教，那你是不是也该把教宗请过来？也有南部首长信三太子，那你是不是也要把道教领袖请过来？”
世人皆知，台湾宝岛和西藏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台湾民进党以“台独”呼应“藏独”，妄图共同携手实现他们“独立”的罪恶目的，给我国制造麻烦。然而，这只是痴心妄想，是不可能得逞的，如不改弦易辙，绝不会有好下场。

达赖的民主实践成笑柄

    藏独动向：9月19日，达赖的“流亡议会”第八次会议居然因为是否报销某个议员的差旅费而闹得开不下去，只得宣布无限期延长，让人对达赖的民主不禁疑窦丛生。
达赖经常吹嘘自己在致力推动实践民主，但他的民主实践却往往沦为笑话和闹剧。例如，9月7日，他的“西藏人民议会”在达兰萨拉召开的14届第八次会议，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不小的笑话——据《挪威西藏之声》等藏独媒体报道，大会开到18日时，“西藏人民议会”常设委员会决定补偿议员索南布杰（Sonam Topgyal）去澳洲的差旅费，议员卓玛措嫫（Dolma Tsomo）提出议案表示抗议，然后立即被另外一派的议员威胁，称如果她不收回她的提案，西藏议会常设委员会，包括议长都将离席以示抗议。闹剧到了18日下午四点到达高潮：因为离席抗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不足，会议只能宣布取消。19日，出席人数仍然达不到三分之二，“西藏人民议会”的“议长”边巴次仁只能无奈地宣布会期无限期延长。
一届议会，居然因为是否报销某个议员的差旅费而闹得开不下去，这样的“民主笑柄”不敢说绝后，但至少算得上空前了。不过，从这样笑柄中，却可以解读出某些信息，帮助人们了解达赖的“民主”到底是什么货色！

　　首先，从这场闹剧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达赖的议员们太自私了。为何这么说呢？长期以来，普通流亡藏人的日子就十分难过，《光明日报》2008年4月3日曾报道达兰萨拉的状况，引用外国记者的表述称：“达兰萨拉……街道比较脏乱，使得许多香客感到失望。学校的校舍均取料于铁皮，房屋低矮，光线昏暗，阴森森的。”普通流亡藏人，只能以难民的身份生活，不能永久性地购买和拥有土地及房产，一切都只能靠“借与租”。他们大多数人都做小本生意，惨淡经营，勉强糊口。而近两年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流亡藏人赖以糊口的手工编织毛毯等生意大受影响，连糊口都存在困难。据美国《时代》周刊网站3月10日发表的文章称，达赖的“流亡政府”开展的人口调查显示，流亡藏人中失业率高达75％。——很显然，尽管这些流亡藏人就艰辛地生活在那些议员的眼皮底下，却丝毫也没能打动他们冷酷的心。从“议员为个人的差旅费闹得议会开不下去”可以看出，这些所谓的“人民议员”关注的只是自己的钱包是否会因为“藏独”事业受损，哪有闲心来考虑怎么改善流亡藏人的日常生活。这不禁令人生疑：这些根本无视民生疾苦的代表，难道真是民主选出来的吗？
其次，这样的闹剧也将达赖集团的内部矛盾公开化，揭示出其内耗有多么严重。早在今年6、7月份，桑东的辞职风波，就已经显示出达赖集团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矛盾重重，但桑东却口口声声说自己辞职是身体原因，极力掩盖内部分歧的存在。而9月18日的“议会闹剧”已经直接将桑东的遮羞布扯下来了。藏独媒体《国际西藏邮报》在9月19日的报道中直接称：“据一些国会议员的说法，议员卓玛措嫫（Dolma Tsomo）和其支持者的作法，显然是区分派系的运作。”原来，会议开不下去，差旅费只是个引子，“拉帮结派”互相斗争才是根本原因。也正因为议员们忙于“结党营私”，引发种种“内耗”，自然就无暇顾及普通流亡藏人的生活艰辛与否了。

最后，这场闹剧也提出一个问题：某个议员的差旅费这么一件小事，怎么竟成了 “代表”十几万流亡藏人的“人民议会”正式会议上的议题的？可以推测：除了议员不关心民生，只关心派系斗争这一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大概就是议员们百无聊赖，无事生非吧，因为达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钦定”了。事实正是如此：达赖的“流亡政府”无论再怎么“包装”，骨子里仍然是“政教合一”的那一套。请看，1991年出台的所谓“流亡宪章”至今仍保留着“政府最高权力属于达赖喇嘛所有”这一条款。桑东在2009年8月10日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明言：“直到2000年，达赖喇嘛尊者是最高行政机构的负责人。”2001年以后，“流亡政权”的“最高负责人”由达赖活佛换成了桑东活佛，但其“政教合一”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这种最高负责人的变更也只是名义上的。
藏独媒体“西藏故乡网”9月9日刊载藏独分子嘉扬诺布的文章称，“桑东仁波切自己也承认，他首先执行的政策，是达赖喇嘛的想法。”上述信息无不透露出一点：达赖掌管着“流亡政府”的一切事务，所谓“流亡政府”和“议会”，其实只是达赖的“民主”装饰品。而且，究其根源，达赖对“流亡政府”的掌控，是制度性的。十四世达赖出走后，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权”主要有 三大系统，即“达赖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其中，达赖秘书处（又称达赖办公室），不仅是捍卫十四世达赖宗教领袖地位、政治权威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机构，更是“流亡政权”最核心的决策和权力机关。“流亡政府”的任何行政指令没有达赖的“路条”很难行得通。桑东本人也曾承认，流亡藏人之所以接受“民主”（即世俗的）政权形式，“正是因为他们对达赖喇嘛的虔诚”，“如果不是达赖喇嘛的提倡，人民可能还不会接受民主。”看来，从制度到现实都显示出，达赖搞的不过是“民主”形式下的真“独裁”！这也难怪“议长”边巴次仁在会议开幕时，首先就要“特此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伟大贡献”了。而议员们原本就没有什么“大事”可以讨论，自然就只能借着差旅费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打“口水仗”喽。
这一事件也告诉人们：美好的词语，无论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也不能代表真正的现实。达赖口口声声吹嘘的“民主”，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可叹啊，连“议员”们都背心离德、各怀鬼胎，真不知达赖集团这群为了各自利益而互相勾结利用的乌合之徒，能“打肿脸充胖子”、苟延残喘到何时？

西藏始终保持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大多数人信奉藏传佛教。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政策。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各级机构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的赞扬。现在，西藏人民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下，享有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充分自由。信教者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均达百万人次以上。在西藏处处可以看到善男信女悬挂的经幡、堆积的嘛尼堆。在大昭寺等一些著名的寺院内外，挤满了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

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游走欧美的达赖集团不断宣传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人权”俨然成为他们手中一张王牌，成为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所谓“西藏问题”的武器。

那么，“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么？

关于人权，《世界人权宣言》说的很明白：“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但在达赖集团统治下的旧西藏，把人分为三级九等，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对农奴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农奴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奴“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和平解放后，百万农奴才享有了真正民主、自由和人权。

让奴隶当家做主，却被说成是“侵犯人权”，世界上岂有如此荒唐之事？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如果说有人在西藏失去了什么“权利”，那就是达赖集团为代表的极少数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生杀予夺“特权”！

其实，与其关注莫须有的“西藏人权问题”，达赖集团不如解决一下自己的内部人权问题。达赖集团由以达赖家族为代表的上层僧俗贵族组成，普通流亡藏人依旧处在被奴役地位，他们大多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贫民窟，饱受语言不通、情感隔膜之苦，还要向“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等，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对此，达赖集团什么时候关注过？

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连续多年保持12%的增速，政府对农牧民实行免费医疗、农牧民子女免交学杂费和免费吃住的政策，西藏老百姓拥有私产住房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快的增长时期。

而一直宣传“保护人权”的达赖集团，多年来非但没有为西藏的发展做任何贡献，反而不断损害境内西藏各族人民权益。早年，他们武装骚扰边民生产生活，近年来则渗透破坏，乃至连续策动暴力事件，破坏西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

达赖集团之所以大肆渲染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是因为这样的“时髦话题”，总能让一些西方政客“义正词严”地配合，并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公众。他们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旧西藏践踏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对新西藏的发展进步却百般诋毁。对此，俄罗斯学者奥夫钦尼科夫说：“把残害农奴的达赖说成‘人权保护者’，类似言论只有三种成分：无知、无耻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更是一针见血：一些人之所以对“西藏人权问题”如此感兴趣，并非出于“道义”或“同情”，而是“用来服从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

鼓吹“西藏人权”煽动民族情绪，借以获得西方支持，最后实现“藏独”，分裂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达赖集团的“西藏人权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西藏问题不是人权问题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游走欧美的达赖集团不断宣传所谓“西藏人权问题”。“人权”俨然成为他们手中一张王牌，成为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所谓“西藏问题”的武器。

那么，“西藏问题”是人权问题么？

关于人权，《世界人权宣言》说的很明白：“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

但在达赖集团统治下的旧西藏，把人分为三级九等，占人口不到5%的僧俗农奴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的人身自由，对农奴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精神控制，农奴连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法国藏学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旧西藏所有农奴“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和平解放后，百万农奴才享有了真正民主、自由和人权。

让奴隶当家做主，却被说成是“侵犯人权”，世界上岂有如此荒唐之事？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如果说有人在西藏失去了什么“权利”，那就是达赖集团为代表的极少数农奴主对广大农奴的生杀予夺“特权”！

其实，与其关注莫须有的“西藏人权问题”，达赖集团不如解决一下自己的内部人权问题。达赖集团由以达赖家族为代表的上层僧俗贵族组成，普通流亡藏人依旧处在被奴役地位，他们大多居住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贫民窟，饱受语言不通、情感隔膜之苦，还要向“流亡政府”交纳“独立捐”等，根本没有什么人权可言，对此，达赖集团什么时候关注过？

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经济连续多年保持12%的增速，政府对农牧民实行免费医疗、农牧民子女免交学杂费和免费吃住的政策，西藏老百姓拥有私产住房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快的增长时期。

而一直宣传“保护人权”的达赖集团，多年来非但没有为西藏的发展做任何贡献，反而不断损害境内西藏各族人民权益。早年，他们武装骚扰边民生产生活，近年来则渗透破坏，乃至连续策动暴力事件，破坏西藏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

达赖集团之所以大肆渲染所谓“西藏人权问题”，是因为这样的“时髦话题”，总能让一些西方政客“义正词严”地配合，并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公众。他们打着“人权卫士”的旗号，对旧西藏践踏人民群众基本人权的状况只字不提，对新西藏的发展进步却百般诋毁。对此，俄罗斯学者奥夫钦尼科夫说：“把残害农奴的达赖说成‘人权保护者’，类似言论只有三种成分：无知、无耻或出于私利背叛公正。”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更是一针见血：一些人之所以对“西藏人权问题”如此感兴趣，并非出于“道义”或“同情”，而是“用来服从于他们世界战略布局的需要。”

鼓吹“西藏人权”煽动民族情绪，借以获得西方支持，最后实现“藏独”，分裂中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达赖集团的“西藏人权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培养敢与达赖集团作斗争优秀干部

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老西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品格的生动体现，是推动西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实现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需要大力弘扬 “老西藏精神”。要求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要继续着力弘扬“老西藏精神”，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西藏发展[23.81 6.15% 股吧 研报]稳定无私奉献，使“老西藏精神”在雪域高原上永放光芒。

“老西藏精神”是驻藏部队、地方援藏干部与西藏各族人民群众一道，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它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革命精神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体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是对这一精神丰富内涵的生动概括。其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西藏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宗旨在西藏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苦乐观在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中的集中表现。在半个多世纪里，“老西藏精神”激励着无数西藏官兵戍边卫国，激励着无数西藏建设者扎根西藏，建设西藏，用健康乃至生命忠诚实践“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用青春和热血续写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已浸入一茬茬驻藏官兵和地方干部群众的血脉、骨髓，成为永恒的追求，成为昭示前进方向的旗帜。

进入新世纪[14.42 -1.77% 股吧 研报]新阶段，大力宣传和弘扬“老西藏精神”，对于我们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着力弘扬“老西藏精神”，政治上要更加坚定。要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继续着力弘扬“老西藏精神”，思想上要更加过硬。要继续强化以反分裂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和唯物论、无神论思想，在反分裂斗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能有任何动摇，绝不能有任何含糊，绝不能有任何患得患失，必须立场坚定、认识统一、表里如一、态度坚决、步调一致。

继续着力弘扬“老西藏精神”，组织上要更加坚强。要继续注重培养选拔使用政治上靠得住、维护民族团结、坚决反对分裂、敢于同达赖集团作斗争的优秀藏族干部、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和长期在西藏工作的优秀汉族干部，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纪律严明、勤政为民、恪尽职守、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为西藏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继续着力弘扬“老西藏精神”，作风上要更加扎实。要继续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坚持察实情、讲实话、出实招，少说多干、说了就干、干就干成、干就干好，集中精力抓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惠民生，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干好事、解难事。

继续着力弘扬“老西藏精神”，要求上要更加严格。各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纪律、群众工作纪律，从严从重查处党员干部对达赖集团抱有幻想、追随达赖集团、破坏民族团结、损害祖国统一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查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坚决纠正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种不正之风，健全教育、监督、预防、惩治制度，建立符合西藏实际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不懈地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在大力弘扬和深入实践“老西藏精神”中，树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热爱西藏，勇挑重任，将“老西藏精神”化为报效祖国、服务社会、完善自我的最高境界，为建设和谐西藏而努力奋斗，将“老西藏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以实际行动使“老西藏精神”愈益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自裁的罪过

从中国藏传佛教的理论来讲，任何人如若自己结果自己既自裁、自杀，是一种罪过或者罪孽极深的行为，是万万不可为。所述自裁类型也颇多，如：自焚、跳河、服毒、自缢、用刀、枪类器械自杀等，不论采用何种自杀方式自裁，其罪过为投胎暇满人之身极其困难。

　　首先，宗喀巴大师说：“暇满人之身胜似如意宝，得此至宝仅为此一生。”多次讲述今生得以暇满人之身极不易，如此宝贵人身如果葬送于自己的手中，获损毁暇满人之身之罪。

　　其次，佛教是尽弃一切恶念，怀柔慈悲之心的宗教，与外道的区别也在于无害他之心，这是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佛云：“如此害他所为非修善也”，很多佛经里也有诸如此类的教诫。

　　再次，自裁违反了皈依三学处，在《皈依三学处》中说：皈依正法要尽弃损害众生之为。那为何自裁为害他之行为呢？有诸多佛理和原因可说明自裁为害他行为，人的身体有很多寄生虫，人死这些寄生虫也无法生存，如此你犯了杀生之罪，此为害他之行为。人的身体里有很多寄生虫的说法并不单单是佛经所说，在科学仪器显微镜下清楚可见。

　　最后，自裁行为违反了佛云《契经》，也违反了《续部》，在《续部》中说：自裁罪过极大，与杀神仙等罪，连续九代不能转人世。总之自杀是反佛教，反人类，反社会的行为。

　　综上所述，凡是习修藏传佛教的信徒都明知自裁是极其不该的愚蠢行为，作为信仰藏传佛教的信徒，我们必须牢记佛经教诲，怀柔大慈大悲之心，杜绝自裁行为，这也是我们应承担的责任。

旧西藏无法比拟的辉煌

30亿：2008年西藏税收收入突破30亿

16年：西藏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5亿：2008年西藏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

2.4万：西藏目前约有股民2.4万户

346倍：西藏地方财政总财力50年增长约346倍

38万：西藏已有38万人账户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15.87亿：西藏2008年完成发电量15.87亿千瓦时

100％：西藏实现全区扫盲人口覆盖率达100％

140元：农牧民免费医疗经费提高到人均140元

67岁：人均预期寿命由上世纪50年代的35.5岁增加到67岁

三包：“三包”政策让农牧民子女充分享受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6.3年：目前西藏人均受教育年限已达6.3年

150亿：今年西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突破150亿

85万：西藏已解决85万农牧民饮水安全问题

200元：西藏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调整水平为200元

180个：西藏180个“十一五”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366家：2008西藏建成366家“农家超市”

2人：西藏每2人拥有一部移动或固定电话 可发藏文短信

69．2万：西藏妇女就业领域越来越宽，目前西藏妇女就业人数达69．2万人

15件：西藏15件商标被评为自治区著名商标

32％：西藏对外贸易发展强劲 同比增长32％

57.68％：西藏57.68％行政村成功开通“村村通”电话

1573名：西藏自治区今年有1573名学子考硕士研究生

90％：08年西藏90％以上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100%：西藏中小学体育器材配备率达100%

西藏活佛眼中的新旧西藏：用5个“最起码”比较

 身兼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协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的珠康·土登克珠于上个世纪50年代被认定为那曲孝登寺第七世活佛。作为西藏翻天覆地变化的见证人，珠康活佛认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已今非昔比，并用5个“最起码”对新旧西藏进行了比较。
1.旧西藏广大人民群众连最起码的人权都没有，根本谈不上民主和法制。
2.旧西藏连最起码的教育体系都没有，根本谈不上发展。
3.旧西藏连最起码的医院都没有，根本谈不上健康长寿。
4.旧西藏连最起码的公路都没有，根本谈不上建设。
5.连最起码的能源(电)都没有，根本谈不上科技，更谈不上解放生产力。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政府册封，才能获得合法地位

自１６４４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达赖进京，１６５２年，五世达赖进京入见。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达赖，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班禅喇嘛的名号。自此，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２１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１７５０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１７９３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达赖与班禅及其他大活佛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 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 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 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 理。１９１２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１９１４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 ，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７年成立，１９２９年设立蒙藏 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 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 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旧西藏农奴是如何被盘剥的

在旧西藏的土地制度中，土地由三大领主高度垄断，广大农奴不仅牢牢地被“差地”所束缚，而且还要无偿耕种属于领主的“自营地”。而这其中寺院就占有大量牧场、牲畜和农奴。到20世纪中期，西藏共有大小寺院2670多座，寺院支取乌拉差役，收缴实物，放债数目大，利率高。据195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旧西藏的三大领主除乌拉差役外还通过高利贷的形式对农奴进行盘剥，其中寺院的债就占了放债总数的80左右，放债最多的是哲蚌寺，它历年放出的高利贷计达粮食1亿6千多万斤，大洋1亿多元。在东噶宗有一户差巴，在百余年前向哲蚌寺的一个札仓借了15克青棵，每年还6克，还了100多年，还欠200多克。此外，由于占总人口10以上的12万僧尼免除一切差税，致使摊派到广大农奴身上的乌拉差役更加深重。而且，其中僧人占社会男性人口五分之一多，严重影响了西藏的劳动力，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山南地区2012年将实施人才工作“六大工程”

2012年，山南地区将深入实施人才工作“六大工程”：

    一是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围绕牵头抓总职能，夯实“一把手工程”。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成立由“一把手”任组长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探索建立地区领导干部联系专家制度。从区外著名高校邀请人才专家学者，开展地委理论中心组人才知识讲座活动。组织“一把手”赴内地学习考察人才特区，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能力。

    二是着眼行业领域发展，围绕重点突破，推进“领军人才培养开发工程”。选拔15名优秀人才到湖北、湖南和安徽等援藏省市著名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学习深造，开展科研项目合作等活动，提升其创新能力及业务水平，为山南造就一支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专业技术骨干人才队伍。

    三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围绕校地战略合作，实施“招才引智工程”。针对地区人才需求，以解决缺口最大的乡镇医疗卫生、广播电视等人才为突破口，引进区外高校应届毕业生29人。开展湖北专家西藏行活动，邀请湖北省文化旅游、医疗卫生、农牧技术、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专家来山南开展讲学、科技辅导、企业咨询、产业合作和文化友好交流等活动。

    四是统筹城乡人才队伍建设，围绕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探索推进“产业+基地+人才”工程。以地区优势特色产业为载体，坚持成熟一个确定一个的原则，建立一批农牧实用人才培养基地。在试点成熟的县召开现场会，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力争12个县都有一个农牧实用人才培训基地。

    五是加强边境高寒县人才队伍建设，围绕政策倾斜，探索实施“人才智力援助工程”。根据边境高寒县的需求，组织相关部门赴边境高寒县宣传党的各项支农惠民政策，传播最新农村实用技术信息，加强农牧业生产技术指导，帮助群众解决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六是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围绕营造氛围，努力推进“人才工作基础工程”。设立山南地区人才资源开发专项资金，为人才培养、引进、奖励等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将人才资源开发专项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配齐配强人才工作力量，切实保证人才工作有人管有人做。在全地区开展“争创优秀业绩、争当优秀人才”首届优秀人才评选表彰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

林芝地区41个乡镇文化站新建项目可研及初设通过评审

   根据国家关于乡镇综合文化站工程规范建设的要求，近日，林芝地区对拟新建的41个乡镇文化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施工设计图进行评审，并一致通过。项目整体工程计划于3月开工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为广大农牧民群众开展科技讲座、扫盲教育、法制宣传、文艺辅导、文艺汇演、数字放映等文化活动提供场所。
    到2012年底，林芝地区54个乡镇可实现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