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湖南以及与西藏相邻的云南、新疆、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也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但是，当时控制西藏地方政府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不顾国家和西藏人民利益，拒不接受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号召。他们在西藏东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主力，布兵设防，企图以武力对抗。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政府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
昌都解放后，中央政府再次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中央政府坚持和平谈判的政策，给西藏爱国力量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以阿沛·阿旺晋美为代表的爱国上层人士力主和谈，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1951年1月，达赖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信中说“余此次接受西藏全体人民热烈而诚恳的要求执政”、“决定和平达成人民之愿望”，派代表“向中央人民政府谋求解决西藏问题”。1951年2月，达赖喇嘛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和桑颇·登增顿珠等四人为代表，赴北京全权处理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事宜。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协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以及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西藏地区的涉外事宜，由中央统一管理。协议还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受到西藏各民族人民的赞成和拥护。1951年9月26日至29日，西藏地方政府召开有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讨论协议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给达赖的呈文说，“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达赖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与伦比，理当遵照执行”。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班禅和堪布厅也发表声明，指出协议“完全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特别是西藏民族人民的利益”。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藏人民支持下，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上层爱国力量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对三年多来执行“十七条协议”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会议所审议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中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规定表示热烈拥护。在谈到宗教问题时，达赖喇嘛说：西藏人民具有很浓厚的宗教信仰，一些人制造的所谓“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谣言曾经使他们疑惑不安。但是现在，这种“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西藏人民已经切身体会到了我们在宗教信仰上是有自由的。”他表示，要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族人民帮助下，逐步把西藏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地方。9月20日，达赖、班禅等西藏代表与出席会议的全国各族代表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此次会议上，达赖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们作为国家领导成员，依照中国宪法，行使参与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权利。
1956年4月22日，达赖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致词说：“1951年我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在团结友爱的基础上，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西藏人民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羁绊，回到祖国大家庭，和祖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充分享受到民族平等的一切权利，开始走上了自由幸福的光明大道。”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说说西藏的主权归属：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后，达赖集团为了推卸和逃脱其罪责，不惜散布谣言，编造历史，蛊惑人心。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主权归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藏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帝国主义是如何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是怎样实现和平解放的？1959年西藏叛乱是怎样发生的？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为了帮助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今天开始，本站在新闻版开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专栏，逐一解答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敬请关注。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说说西藏的主权归属：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西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后，达赖集团为了推卸和逃脱其罪责，不惜散布谣言，编造历史，蛊惑人心。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的主权归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藏的真实历史是怎样的？帝国主义是如何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新中国成立后西藏是怎样实现和平解放的？1959年西藏叛乱是怎样发生的？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很多问题，都需要还历史以真实面目。为了帮助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了解西藏的历史，从今天开始，本站在新闻版开辟《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专栏，逐一解答读者关心的这些问题，敬请关注。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西藏在中国的西南部。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远在公元前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起来，成为现在的藏族。到唐朝（公元618—907年），藏汉双方通过王室间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形成了团结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的布达拉宫，至今一直供奉着公元641年唐朝嫁给藏族吐蕃王的文成公主的塑像。大昭寺前的广场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为双方会盟建立的“唐蕃会盟碑”。碑文记载，“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知，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国元朝版图。自此之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过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元朝皇帝设置了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要务。这一机构的人员选用，由皇帝决定，它的报告直接送给皇帝。掌握宣政院实权的是“院使”，一般由中央政府总理全国政务的右丞相兼领。
元朝中央派官员入藏，按照户口多寡，地形险易，出产丰啬，设立大小驿站，联成交通线，由西藏通往大都（今北京市）。
1368年明王朝接替元王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力。明朝中央对元代的官职名称、品秩，大都保留原状。在今西藏中部和东部分别设立“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与“朵甘行都指挥使司”，隶属于陕西行都指挥使司，相当于行省级军区机构，兼理民政。西藏西部阿里另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这些机构的负责官员均由中央任命。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两大活佛系统属于藏传佛教格鲁派。格鲁派在明代兴起，三世达赖喇嘛本是格鲁派的一个寺院的住持。明朝中央特别开例，准予他入贡，1587年封赐他以“朵儿只唱”名号。
1644年，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治理。清朝皇帝于1653年、1713年分别册封五世达赖喇嘛和五世班禅喇嘛，自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达赖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班禅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1719年，清政府派军队进入西藏，驱逐盘踞拉萨三年之久的准噶尔部，着手改订西藏的行政体制。清朝皇帝封西康地区的一个青年活佛为七世达赖喇嘛，护送入藏；任命四名有功有名望的藏官为“噶伦”，管理西藏政务。1727年，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界线，也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
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转世灵童的大权。每逢一代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各大转世活佛的转世灵童觅到时，即将灵童姓名缮写在签上，纳入中央颁发的金瓶，由驻藏大臣会集有关大活佛，掣签确定（金瓶和签现在仍保存在拉萨）。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1911年秋，中国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一经成立，即宣布它是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书中向全世界昭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等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当时作为国旗的五色旗即象征五族为一体。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华民国期间，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理。1912年中央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1914年5月改为蒙藏院），取代清朝的理藩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例行清朝驻藏大臣职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设立蒙藏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1940年4月，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依历史定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其他大活佛，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册封，他们在西藏地方才有政治上和宗教上的合法地位。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的册封。达赖、班禅等多次表示维护祖国统一，拥护中央政府。1919年，十三世达赖对北京中央政府派出的代表团说：“余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他在晚年（1930年）还曾表示，“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真正和平统一”，“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公开表明“不亲英人，不背中央”的意旨（摘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九世班禅在遗嘱中说，“余生平所发宏图，为拥护中央，宣扬佛化，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地方政府依传统旧制向中央呈报。国民政府派专使入藏致祭，并批准热振活佛为摄政，代行达赖喇嘛职权，对于寻觅十三世达赖转世灵童应遵循的办法，西藏地方政府都按照历来的规定一一呈报中央政府。现在的十四世达赖出生于青海省，原名拉木登珠，在他两岁时被选为转世灵童之一。1939年，经西藏地方政府呈报，中央政府指令青海省当局派军队把他护送至拉萨。1940年，当时任中央政府首脑的蒋介石，经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到拉萨察看后，同意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关于免于金瓶掣签的申请，由国民政府主席正式颁布命令，批准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
达赖集团是怎样进行分裂活动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
达赖喇嘛逃亡国外后，中央政府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局出发，对他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但是达赖喇嘛在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包围下，完全背弃了自己曾经表示过的爱国立场，从事了大量分裂祖国的活动。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3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判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30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1989年，在新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1959年6月，达赖在印度穆索里发表声明，称“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1991年3月，达赖访问英国时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他多次妄称“实现西藏独立的任务落到我们西藏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的身上。”
――成立“流亡政府”。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1991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所谓“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四水六岗》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一百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策动骚乱。达赖在出国后的3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了大量诸如“‘十七条协议’是武力逼迫下强加给西藏的”；“汉人屠杀了120万藏人”；“由于汉人移民，藏族在西藏成了少数”；“共产党在西藏强行对妇女实行计划生育、堕胎”；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西藏环境受到污染等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就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回藏的叛乱分子策划下挑起的，这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达赖的言行表明，他并不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成为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政治头目。
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希望他放弃分裂，回到爱国统一的立场上来。
1978年12月28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美联社记者时说：“达赖可以回来，但他要作为中国公民”，“我们的要求就一个――爱国，而且我们提出爱国不分先后”，表明了中央政府欢迎达赖喇嘛回归祖国的态度。
1979年2月28日达赖喇嘛派代表回国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3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时明确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回来以后还可以出去。”对于中央政府同达赖喇嘛方面谈判的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是以西藏作为一个国家与中央对话，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来讨论处理一些问题？这是个现实问题。”“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
为了通过谈判，促成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放弃分裂主张，回归祖国，中央政府进行了种种努力。自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人多次接见了达赖喇嘛派回的代表，多次重申中央对于达赖喇嘛的政策。
令人遗憾的是，达赖不仅没有接受中央的好意，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分裂活动。1987年9月，达赖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发表了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计划”，继续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和策划了拉萨的多次严重骚乱事件。1988年6月，达赖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斯特拉斯堡建议”，这个建议以所谓西藏历来是独立国家为前提，将一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变成所谓的宗主国与附庸国、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变相搞西藏独立。这原是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玩弄过的阴谋，当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中央明确表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容否定，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仍然希望达赖悬崖勒马，回心转意。1989年初，班禅大师圆寂，考虑到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的历史宗教关系，经中央政府同意，中国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回国参加班禅大师的追悼活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亲自将邀请信交到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这给达赖喇嘛提供了一个在流亡30年之后，同国内佛教界人士见面的良机。然而，达赖喇嘛拒绝了这次邀请。1989年，在新的国际反华风浪中，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怀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把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喇嘛。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得到了极大的支持。此后，达赖周游世界，到处鼓吹分裂。
与此同时，达赖喇嘛进一步加紧煽动和策划西藏地区的骚乱活动。1990年1月19日，他通过英国的广播说：如果北京政府一年之内不开始会谈他的西藏自治计划，他将不得不改变对中国妥协的立场，很多年轻的西藏人主张使用武力。1991年4月4日，达赖通过“美国之音”藏语广播说：“要进一步加强西藏独立的所有事情。”1991年10月10日，达赖又通过“美国之音”藏语节目进行煽动说：“当前大批汉人涌入西藏，使很多藏族青年找不到工作，这对西藏社会造成更加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再次爆发动乱的可能性很大。”
正是由于达赖喇嘛一直不肯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继续在国内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使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代表的接触没有取得成果。
旧西藏“政教合一”实质是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
在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下，寺院不仅在政治上充当了阶级压迫的工具，在经济文化上亦拥有不可置否的统治地位，政教合一制度的实质就是政教二权合而为一，处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律以及民间事务都以佛教的教义为基本准则，并把服从宗教领袖，遵循佛教教义当作是最高原则。也即达赖集团所谓的“最后的仲裁者是达赖喇嘛”。旧西藏是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是公认的事实，绝非达赖集团几句“自给自足、佃农相当富裕、没有饥荒和很少乞丐、法治公平”就能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
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正是十四世达赖
西藏民主改革以来，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贯彻落实，西藏各族人民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正常的宗教活动依法得到保护，各种宗教活动正常有序，宗教信仰政策以及宗教文物遗迹保护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对这些世人皆知、有目共睹的事实，十四世达赖不仅视而不见，反而大肆造谣，四处诽谤，恶毒攻击。其实从十四世达赖破坏和干扰活佛转世、扰乱正常宗教活动和学经活动、迫害异己信仰者的行径中，就不难看出，真正破坏藏传佛教正常秩序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十四世达赖自己。
“流亡政府”新头目的困境 [博讯论坛]
有报道披露，西藏“流亡政府”的那个新头目曾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去年上任后，“转型非常顺利”。 而事实如何呢？据我们所知，他从上任到现在，的确是马不停蹄，急于拿出“政绩”，好向他的主子们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刚一“上台”，他便 四处奔走，不时抛出“雷人雷语”；四川藏区出现“聚集打砸”事件后，他更频繁地在西方媒体面前亮相，呼吁“声援西藏”；藏历水龙年前，他还不消停，到处鼓 噪水龙年是“大黑年”，煽动藏胞“不过藏历新年”等等。但可惜的是，所得成效甚微。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几点。 一、“政治领导”不灵光 众所周知，这位新头目就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前，乃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还曾是藏青会的主席。无论当初达赖喇嘛出于何种考虑，在“民主选举”的外衣 下将其扶上此位，他在达赖身边众老臣中的威信是颇受质疑的；加之其从未到过西藏，境内藏人对他认知有限，而他的“政治领导”能力更是无人敢恭维。 为了尽快做出政绩，稳定各方情绪，“上台”后，他便以各种方式煽动境内藏人，以期扰乱藏区局势，迫使中国政府与其接触商谈，完成他就职时的“承诺”。 不幸地是，不论他如何在藏区挑动事端，在国际上制造中国的负面声音，他的如意算盘仍和他的前任一样一再落空。 至于如何过藏历年，从叫嚷“过大黑年”到“抵制过藏历年”，他在“牺牲传统”与“滋扰生事”的把戏中不断变换花样，但这一鼓噪仍无果而终。 据多维新闻报 道，新年期间，藏族群众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俗及宗教活动。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藏族人民穿上节日盛装，以独特的民族风俗除旧岁，迎新年。期间，文艺演出、马 术表演、休闲购物、家庭团聚，乃至燃放烟花爆竹，不知让多少藏胞笑脸绽放。不少拉萨居民说，今年的喜庆气氛，“感觉甚至比去年还要好”。面对西藏的欢乐和 藏胞的微笑，不知这位达赖的接班人作何感想？
二、“西方政要”不买账 借助达赖喇嘛的名声和其在西方多年“化缘”累积的诸多“资本”，这位哈佛博士在上台之初，便有幸尾随达赖并被他引荐给诸多西方政要；达赖“退休”后，他不敢懈怠，动辄接受西方媒体采访，遇“事”便向西方议会求援。 但让他颇感难堪的是，中国藏区出现“聚集打砸”和自焚事件后，尽管他和“流亡政府”极力渲染，但西方政要却集体反应克制。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范恩 斯坦为代表的6名议员对藏人事件表示关注，并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草案，称“应敦促中国政府减少对民众宗教信仰的控制，并立即展开同达赖喇嘛的对话”。但 是，美国政府对此事小心翼翼，至今未宣布通过该草案。经济不景气的澳洲、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洲国家自然也唯美国马首是瞻，令幻想以激进方式谋求中国藏区 “突变”的他十分尴尬。 凡此种种，这位达兰萨拉的新面孔称之的“转型非常顺利”，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自嘲，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自我欣赏”。 尽管达赖目前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有心无力，对其“接班人”的表现“无动于衷”。但其结果显而易见，这位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人，必然会继续碰壁，并可能遭至西方世界的反感；而达赖也可能因用人不贤、识人不淑，最终落得个晚节不保。
二、“西方政要”不买账 借助达赖喇嘛的名声和其在西方多年“化缘”累积的诸多“资本”，这位哈佛博士在上台之初，便有幸尾随达赖并被他引荐给诸多西方政要；达赖“退休”后，他不敢懈怠，动辄接受西方媒体采访，遇“事”便向西方议会求援。 但让他颇感难堪的是，中国藏区出现“聚集打砸”和自焚事件后，尽管他和“流亡政府”极力渲染，但西方政要却集体反应克制。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员范恩 斯坦为代表的6名议员对藏人事件表示关注，并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项草案，称“应敦促中国政府减少对民众宗教信仰的控制，并立即展开同达赖喇嘛的对话”。但 是，美国政府对此事小心翼翼，至今未宣布通过该草案。经济不景气的澳洲、深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洲国家自然也唯美国马首是瞻，令幻想以激进方式谋求中国藏区 “突变”的他十分尴尬。 凡此种种，这位达兰萨拉的新面孔称之的“转型非常顺利”，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自嘲，充其量也就是一种“自我欣赏”。 尽管达赖目前或因年事已高，或因有心无力，对其“接班人”的表现“无动于衷”。但其结果显而易见，这位逆历史潮流而动之人，必然会继续碰壁，并可能遭至西方世界的反感；而达赖也可能因用人不贤、识人不淑，最终落得个晚节不保。
七问达赖喇嘛 为何鼓动自焚筑“柏林墙”[博讯论坛]
按：戒杀戒妄、护国利生是包括藏传佛教在内世界各大宗教、各个派系共同奉守的基本准则。敬畏生命、尊重事实，既是佛门清规的要求，也是文明社会的共识。回顾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近年来的若干言行，笔者忍不住就此发问。
一问达赖：为何蓄意鼓动藏人自焚？
2012年2月22日，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主持晨祷仪式时，“呼吁”藏人“祭奠那些自焚的英雄们”，不要庆祝藏历新年。
笔者不禁问，达赖为一些“自焚”者而要所有藏人不得庆祝新年，不是蓄意鼓励藏人自焚又是什么？
藏历新年已有千余年历史，是藏民族风俗、习惯、情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勤劳的藏族人民合家欢聚、品味传统的日子。每逢年节，寻常藏族百姓家里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辛劳一年的人们从中获得最大的精神抚慰。“自焚”是一种极端的生命终结方式，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地方、任何团体、任何势力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策动所谓“自焚”，都会遭到抨击和唾弃。
1994年联合国《消除国际恐怖主义措施宣言》称，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或蓄意在一般公众、某一群人或某些人中引起恐怖状态的犯罪行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辩护的。从2008年“3·14事件”到近期的“自焚”，哪一件不是蓄谋已久，哪一件不是以牺牲寻常百姓的安居乐业为代价？达赖把个别藏人“自焚”的价值等同于与整个藏民族的新年幸福，不是在煽动、怂恿继续自焚又是什么？
佛家有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反算一下，达赖利用自己的威名，蛊惑多少生命提前终止，就算达赖造得寺庙千座万座，又岂能抵得过屡次教唆杀生造下的恶业？
二问达赖：谁在灭绝西藏文化？
2011年11月，达赖在日本宣称，近期发生的藏传佛教僧侣“自焚”事件，“背后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灭绝政策”。
关于什么是“西藏文化”，达赖有一个逻辑：西藏文化就是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就是格鲁派文化，格鲁派文化就是达赖一切说了算的“达赖文化”。换言之，只要与达赖的想法不一样，就是“灭绝西藏文化”。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达赖还真是农奴主心结不减，把西藏视为家产，把西藏人民视为自己的奴隶。
有学者指出，“达赖所讲的被破坏的西藏文化，指的就是神职人员的绝对特权。在达赖的眼里，一旦普通藏民掌握了文化，就破坏了神权管理下森严的等级制度。”信哉斯言！
西藏文化多元多层，既有宗教文化，也有世俗文化；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文化；既有藏民族文化，也有中原儒家文化、蒙古族、满族等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更不用说“达赖文化”、格鲁派文化，从来都不是西藏文化的唯一内容。
达赖挖空心思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无非想欺骗世人，使其以为发展了格鲁派文化就是发展了西藏文化的全部。这才是对西藏文化最大的“灭绝”！
笔者认为，达赖“文化灭绝论”的葫芦里，卖的无非是这么一剂药：满足一心想望“西藏独立”者的需求，挑起某西方势力“对中国进行施压的冲动”，最终达到复活旧西藏农奴制、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
三问达赖：中国和西藏历史上是“供施关系”吗？
达赖在其“转世声明”中称，十三世达赖认证时，西藏与满清之间的“供施关系”尚未断裂。言下之意，历史上中国和西藏是所谓“供施关系”而非隶属关系。
纵览清史，笔者不禁疑惑，这个号称继承了前世记忆的十四世达赖，为何在西藏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上就能突然“失忆”、白日说谎呢？是否真的像有人猜测的那样，眼前这个达赖是个如真包换的假货呢！
笔者乐善好施，不介意以提问的方式，帮助达赖恢复一下记忆：既然从你开始就和中央政府没了“供施关系”，还为啥对驻藏大臣那么客气，遇事即报，寻求人家支持呢？还记得你的前世，试图绕过驻藏大臣向皇帝直接奏事被断然拒绝吗？这些事体，相信在向你转生的最后一刻你的前世都不会忘记，你该不会只在这些事上陡然失忆，翻脸不认账吧？不论做人、做事、做喇嘛、做达赖，想必都不至于此！
还奉劝一句，如果真的是“供施关系”、没有金瓶掣签的话，你和你的前世就不可能存在，也根本不可能有你今天的这一回“演出”。现在社会上流行“穿越”，你真该往回“穿越”一把，复习一下前世，就会实话实说了。
四问达赖：为何要筑起民族对立的“柏林墙”？
2011年7月，达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称，“自从柏林墙倒了之后”，“我们看到……每个国家都属于人民，而不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国王，或者精神领袖”，一副“卫士”的架势。
笔者注意到，达赖2008年11月“为全体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的建议”称，未来的“自治机关”享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在西藏居留、定居、工作或其他经济活动自主制定相关法规的权力是极为重要的”，公然叫嚣将非藏族居民驱逐出西藏。与此同时，达赖及其亲随开足马力鼓噪所谓“藏汉友好”，与一群爹抛娘弃的无良学者拼凑“友好协会”。两相对照，达赖两面三刀、能骗一个是一个的惯常伎俩，再次显露无遗，真正用意更是昭然若揭。
准确地说，达赖是打着所谓“自治”的旗号骗取同情，为有朝一日复辟农奴制后推行种族清洗铺路垫土；举着“保持民族特色”的幌子，在藏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筑起种族隔离和民族仇恨的“柏林墙”。
鉴史知今，达赖的言论不禁让人们想起二战中疯狂的纳粹。达赖的“中间道路”、“高度自治”背后，是赤裸裸的民族驱赶，和当年希特勒“清洗”犹太人何其相似！
五问达赖：你在为谁代言？
2010年2月18日，达赖窜访美国时称，“我有责任为600万藏人代言。”还一次又一次公开为自己戴上“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幸福”的高帽。笔者不禁要问，这个花着美国的钞票、家里好几口子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达赖，真的会为藏族同胞代言吗？
不妨换个角度，看看这个达赖在为谁代言，就知道他不会为谁代言了。
2009年11月22日，达赖在印度说自己是“印度之子”，把生他养他的人民和土地弃若敝履。为了给“爹”献礼，达赖一次又一次公开宣称山南地区属于印度，甚至狂言印度比中国更有资格主张对西藏的主权。
达赖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西藏的山川土地、牲畜牛羊尽为其有，各级官员俯首听命，农奴和奴隶任其买卖。随其叛逃的众“噶伦”中，多为镇压进步藏民、屠杀爱国藏胞的刽子手。达赖集团的头面人物中，有几个是出身寒门的普通藏民？
再看“流亡藏人”社区，残旧、破败的景象入目皆是，藏胞们过着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生活，与国内亲人的生活根本无法相比。难道这他们想要的被达赖“代表”的结果吗？
美国的钞票、印度的儿子、曾经的大农奴主……种种基因，牢牢决定了达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没有办法不为外国主子、不为封建农奴制代言。达赖在叛逃之前，从没想到过“民主”、“选举”、“代言”，如今则“热衷”不已，不是有病，就是有鬼！
笔者认为，要达赖为藏胞“代言”，也有可能性，就他的身体发生“基因突变”。此处有个不错的主意：达赖不妨在窜访的同时，寻找有没有能促成基因突变的新技术，帮助改写了他的农奴主和叛国者基因图谱后，再来“代言”不迟。
六问达赖：你在为谁祈福？
关于“自焚者”，达赖不断说，自己“钦佩”他们的勇气，并为他们“祈福”。以达赖的宗教地位而“钦佩”并且“祈福”，对信众来讲，无疑是被要求追随“榜样”，寻找被达赖“钦佩”的机会。方法达赖已经指出“自焚”。
祈福于宗教是常事，但若心地乖张，用意卑劣，其表壳之下蠕动的就是诅咒。那么，达赖“祈”的是什么“福”呢？
日本地震、印尼海啸、台湾风灾……乍一看，达赖似乎干了不少“祈福”的活。但笔者注意到，一旦涉及美国等主子的利益，不管生灵如何涂炭、平民如何丧命，达赖必定三缄其口。比如最近发生的美军射杀十多名阿富汗妇孺事件，达赖连一个字都不敢说，何等的乖巧！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数万生命顷刻陨落，许多藏族同胞生死未卜。达赖当月15日窜访德国，却对这一人类劫难只字不提，哪怕其中正在经受肉体和心灵剧痛的藏族同胞，也不曾表达一丝同情。知情人说，达赖那时狂喜莫名，表现出了“真实的失态”。青海玉树地震，达赖除了几句“念词”外一毛不拔，是中央政府的巨大投入，帮助受灾藏民迅速重建家园。
说到底，达赖的“祈福法会”是秀自己的“政治法会”，甚至头上那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假发的真假虚实，达赖自己门儿清，大家也心明眼亮。他的涂了迷彩的“祈福”，正在颜色剥落、内里不时败露。
七问达赖：你因何为网友所不齿？
自有“自焚”以来，每有发生，必有达赖或其手下组织“法会”、“集会”、“受访”先行。中国网友对此洞若观火。
如不少网友所言，达赖等以教干政，以僧干政，本就为文明社会所不允，为各国政治通例所反对。旧西藏农奴制，是世界上最为黑暗、落后、野蛮、残忍的制度之一，是早被摒弃的历史污垢。达赖所图，无非借主子们赐给的“民主”、“选举”、“和平奖”等幌子，外行障眼之法，内藏复辟农奴制之实。历史不会答应，人民不会答应。
网友的呼声是民意的宣示。笔者也是网友，也在此发上一问：达赖知道自己因何为网友所不齿吗？
首先，达赖根本没有资格。一个六十年前地球最后的封建农奴制之一的魁首，骨子里无比眷恋特权意识、以奴役剥削民众为生的、家里金银成山的居于权力顶端的僧人，能指望他突然“开悟”，向“子民”们低头并和他们一起“民主”起来吗？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达赖在旧西藏的所作所为，连希特勒都相形见绌。一些西方势力别有用心，想把西藏“保护”起来，恨不得让它永远停留在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绝缘”，正与达赖所图不谋而合。
笔者奉劝达赖，你已年逾古稀，继续与国家、与人民为敌，最后难免落一孤魂野鬼下场。有网友说得好，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大团结，“藏独”翻不了天！
有网友写了一个段子，转给达赖和他的主子们“共勉”：
我问上帝：西藏何时能独立！？上帝说：地球毁灭前没有可能！我又问：那某国人为什么还这样胡闹？上帝说：它们无知、无聊、无人性！我说：那你不能管管吗？上帝说：我只管人的事，畜生们的事不归我管！我又问：那总得有管它们的啊！上帝不屑地说：你找那个美藉“自由女巫”去管吧。我说：是总在海边站着已湿身还装腔作势的那个女人吗！？上帝说：不是它是谁！我心想：切！它能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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