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不应该忘记，五十年前在他统治下的旧西藏，是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农奴的人身自由，断手、剁足、割舌等严刑酷罚，使农奴连生存权都无法得到保障。是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让昔日的农奴成为有尊严、有人权的公民，西藏人口由1951年的114万多增加到今天的280多万，五十多年来，国家累计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到上千亿元，现在义务教育、农牧区医疗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全区。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达赖集团有什么资格奢谈“西藏人权问题”。
“西藏问题”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如果西藏“缺乏宗教信仰自由”，那么怎么解释西藏现有的上千座各大寺庙和几万名僧侣？怎么解释西藏每年成千上万名信众到拉萨朝佛敬香？怎么解释那随处可见的经幡和玛尼堆？
达赖集团大肆鼓噪所谓的“民族不平等”更是荒诞不经。且不说五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大力扶持藏医、藏药，投入巨资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维修布达拉宫、萨迦寺等主要文物，组织专门机构、拨出专项经费抢救和保护西藏优秀传统文化。为了让西藏人民与现代文明同步，国家组织专家攻关，使藏文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成为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获得具有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通行证的文字。
达赖集团鼓噪的“西藏问题”的核心便是他们精心炮制的“中间道路”。自达赖提出“中间道路”以来，虽因形势变化而多有伪装，但万变不离其“藏独”之宗。从1987年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的“七点新建议”，到后来的“大藏区”、“高度自治”，再到“真正自治”，从这个清晰的“西藏独立路线图”可以看出，达赖谋求“西藏独立”的用心从未改变，其“中间道路”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更是一目了然。
“西藏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其实非常清楚。达赖集团不过是打着各种“问题” 的幌子，图谋“西藏独立”。这一切可以从他们至今未变的“中间道路”上看出，可以从他们否认西藏现行政治制度、谋求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大藏区”看出,可以从他们祈求的所谓“高度自治”看出。
达赖集团多年来极力兜售的谎言和伎俩，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识破。欧洲议会欧中友好小组主席德瓦就曾说过“许多欧洲议员是在不了解西藏历史和现状的情况下对涉藏决议投票表决的”。印度《教徒报》总编拉姆指出“所谓‘西藏问题’是流亡海外的达赖本人为谋求‘藏独’而虚构的。”
“西藏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人权问题、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达赖集团应该明白，“西藏问题”只是西方反华势力用来遏制中国发展的一颗棋子。用子虚乌有的“西藏问题”在国际社会招摇撞骗、混淆视听，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用“西藏问题”这根救命稻草是永远救不了命的。（西藏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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